胡光墉(1823-1885)，字雪岩，徽州绩溪人。太平天国时期辗转进入左宗棠幕府，长期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七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受命“剿办”西北回民起义，胡光墉则被委以“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一职，专办西征大军的后勤供应。西征期间，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以济军事，朝廷嘉许，赏胡光墉二品红顶、黄马褂，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①左宗棠对胡光墉的信任始终不减，视如心腹；胡光墉则依仗与左氏的宾主关系，在扩大胡庆余堂中药店规模的同时，又在东南各省开设泰来钱庄与阜康票号，分号遍布大江南北，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官商以巨资托存于胡氏庄号，时人称赞胡光墉为“活财神”，规模可谓盛极一时。②然而，盛况之下暗伏危机。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投机盛行，进口商品在通商口岸泛滥，由于华商运营长期依赖钱庄或票号周转，造成上海金融吃紧，银根短缺，而作为当时生丝投资大户的胡光墉也在此时出现了严重的亏损。③但是，胡氏的损失还不限于在生丝的投资上。光绪九年(1883)秋，上海爆发了一场空前的金融风潮，金融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资金断流，而此时外商银行又出于自保，拒绝向华资拆借，导致当地各大小规模的钱庄、票号纷纷倒闭④；加之中越边境局势紧张，中法战事一触即发，这一消息的传播很快在金融市场上产生链式反应。储户不约而同地到阜康票号兑现银两，疯狂的挤兑风潮使胡氏的境况雪上加霜。⑤无奈之下，阜康票号上海分号于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宣布倒闭，阜康的倒闭不仅亏及官款⑥，京城内王公大员也牵涉其中⑦，很快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一场围绕着清查与整理胡氏财产的案件也随即展开。事实上，胡光墉破产案并非单纯清查追缴胡氏资产，当中还涉及一笔西征“旧账”的追缴，可谓案中有案。 查办胡光墉破产案，官方文献是这样描述整个事件的经过：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等官员向清廷奏报称“号商弃铺逃逸，阜康商号闭歇，该号商经手公款及各处存款甚多”，随后清廷开始“严切究追”阜康倒闭一案，饬令闽浙总督何璟以及浙江巡抚刘秉璋，将托存在阜康的公私各款逐一清理，并要求何、刘二人“密速查明商人胡光墉原籍资财”。⑧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毕道远与周家楣呈折奏称“查覆该号票根簿内，有联号开列银四十六万两，第一号上注明‘文宅’字样”，后经查明，除10万两为江西布政使文辉奏报外，其余36万两，经手人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文煜，而文煜也很快承认这一事实，并许诺“捐出”存款中的10万两。⑨十一月二十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延煦奏报称“阜康银号关闭，人心摇惑，市井哗然”，并强调“阜康之为害不止一方，所没官款、私款不下数百万，其情之重百倍于关闭钱铺”，建议清廷将胡光墉先行革职，再解交刑部监禁，勒令其尽快交出所欠的公私各款。⑩尔后，清廷下了“严行追究”胡光墉的决心，先行革除胡氏江西候补道一职，再命两江总督左宗棠将阜康亏欠各处的公私款项逐一清查，倘敢抗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随后，前驻藏大臣锡缜向清廷奏称，将其所存阜康票号的1万两白银“归公”，以充八旗官学用款(11)；而给事中郑溥元则奏报朝廷，前驻藏大臣锡缜等官员与阜康票号存在不法交易的罪状，清廷考虑锡缜“久经告病开缺”，故免深究，但仍交户部处理。(12)光绪十年(1884)正月，左宗棠上奏称：“遵查阜康号商已革江西候补道胡光墉，商号闭歇，亏欠部款及江苏公款，业经封产备抵。”清廷特意谕令左氏：“饬提追究，赶紧清理，毋任宕延。”(13)随后光绪帝又下谕旨，饬令各督抚停止将京协各饷托交票号汇兑，提防类似阜康倒欠公款之事再次发生。(14)与此同时，户部下令各省抵扣及清查胡氏票号所亏欠公款。据闻，各省开报胡光墉亏欠公款总计达240万两。(15)清廷根据御史奏劾，迅速展开对胡氏阜康破产案的清查追缴，案件范围仅限于尽量追收胡氏庄号破产亏欠的公私款项，并未涉及其他。 然而，近四个月后，户部以新疆南路修筑衙署急需巨款为由，突然提出要追查胡光墉于光绪三、四年举借洋款旧案的问题。(16)光绪十年四月七日，光绪帝根据户部提出的建议，突然谕令要追回胡光墉在西征期间，因筹借洋款所耗费的“行用补水”等银106784两，要求胡氏在当年闰五月前退还。(17)随即，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解释胡光墉所“侵吞”的银两源于当年筹借洋款以济军需时所产生的“行用补水”费用。关于委派胡光墉筹借洋款一事，左氏曾与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进行商议，达成共识后又奏报清廷，胡氏所报销费用均为公事所用，而非胡氏侵吞，故左氏在奏折中恳请清廷停止追缴此项用款。(18)清廷此时迫于中法战事爆发以及左氏的求情奏疏，暂缓了对胡光墉的追查。直到光绪十一年七月以后，左宗棠、胡光墉的相继离世，清廷重查此案，仍旧下令追缴胡氏在西征借款中所“侵吞”的“行用补水”，转瞬之间，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以丈尺计。(19)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尚书阎敬铭又向朝廷上奏，请速将胡氏“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20)尔后，浙江巡抚刘秉璋先后两次向清廷奏报此事。第一次是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刘秉璋奏称：“胡光墉经借华洋商款，侵取行用等银十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两，原系西征饷银，应于胡光墉备抵产内著追填补，以为新疆工程之用。……至于胡光墉款内提解库平银三万五千两，作为奉拨新疆工程之用……由沪附搭轮船运赴湖北后路粮台，悉数转解”，同时强调会继续追缴余下款项。(21)第二次是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十二日，刘氏上陈道：“业准户部咨胡光墉筹借华洋商款侵取行用银十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两，原系西征饷银……兹据布政使许应嵘、厘捐局司道详称，胡光墉余欠银两业已追齐”，并计划将这笔余款用于解济甘肃。(22)至此，清查胡光墉破产案才画上一个句号。 清廷对胡光墉的穷追猛打，使人不禁感叹官情纸薄。胡光墉被清廷追查期间，左宗棠为挽救胡氏做出了什么努力？相关的官员在这一问题上又表现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颇为有趣的是，国内已刊的左宗棠文献中未见左氏办理胡光墉破产案的详细记载(23)，倒是野史类著述和当时报刊媒体对此事有些记载。如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谓：“胡以是拥资更豪，乃有活财神之目。迨事败后，官场之索提存款者亦最先。有亲至者，有委员者，纷纷然坌息而来，聚于一堂。方扰攘间，左文襄忽鸣驺至。先是司账某，知事不了，以先其远飏，故头绪益繁乱，至不可问。文襄乃按簿亲为查询，而诸员至是，皆嗫嚅不敢直对，至有十余万，仅认一二千金者，盖恐干严诘款之来处也。文襄亦将计就计，提笔为之涂改，故不一刻，数百万存款，仅以三十余万了之。”(24)李氏一说在官方所载的文献中并没找到相关事实依据，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申报》中登载了关于左、胡两人在阜康钱庄倒闭后两次会晤的经过(25)，却没有记录两人会晤中所谈的内容，对分析胡案细节问题的参考作用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