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末制宪，学界长期关注的是《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20世纪80年代末，王晓秋先生通过研读《汪荣宝日记》，揭示出在这两种宪法性文件之外，清廷尚起草过一部完整的宪法草案。王先生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并称之为“《钦定宪法》”。①这一宪法草案是由以溥伦和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以汪荣宝、李家驹、陈邦瑞为协同纂拟宪法大臣组成的编纂班子起草的，由于“实际执笔者是汪荣宝与李家驹两人”，②因此有学者称之为“李汪宪草”。③ 王先生的发现具有重大学术意义，此后研究清季宪政的学者，大多会注意到这一宪草。但是，由于该宪草“来不及最后钦定与颁布，清王朝就覆灭了”，④因此这一宪草的真容迄今无人知晓。对热衷于中国宪政史的学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遗憾。 2013年出版的迟云飞先生的《清末预备立宪研究》一书告诉我们，他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1996-1999)，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一部宪法草案抄本，藏于资政院全宗。据迟先生介绍，该草案“共9章81条，每条之下都有名为‘法理’的按语”。⑤这一草案，尚有别的学者注意到，且称其为“乙全本”。⑥为行文方便，本文也将汪荣宝和李家驹起草的宪草称为“李汪宪草”，将资政院全宗中的宪法草案称为“乙全本”。 迟先生判断，乙全本就是李汪宪草。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如果迟先生的判断正确，那么，困扰学界多年的一桩公案就此解决，人们以后不必劳神苦觅李汪宪草的下落。然而如果判断失误，则也可能误导学人，导致对中国宪政历史的误解。事关“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真相，不得不慎重对待。迟先生在发现这一草案之后十多年才做出判断，无疑是非常审慎的。然笔者检索相关文献，发现迟先生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李汪宪草的真实面貌，还有待学人努力揭开。 一、被忽视的学术前史 迟先生判定乙全本是李汪宪革的理由是：⑦ 其一，两者的各章名称和顺序大略相同。乙全本共九章：(1)帝国领地；(2)皇帝大权；(3)臣民权利义务；(4)帝国议会；(5)立法权；(6)大臣；(7)司法权；(8)财政；(9)通例。而汪荣宝与李家驹在起草宪法之初商定的宪法章目是：(1)皇帝；(2)摄政；(3)领土；(4)臣民；(5)帝国议会；(6)政府；(7)法院；(8)法律；(9)会计；(10)附则。迟先生认为，汪荣宝和李家驹所设计的宪法章目，“名称和顺序与档案中的草案大略相同”。他推测，两者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李、汪在起草期间对所拟章目作了修改。 其二，两者皆有按语。迟先生说，根据《汪荣宝日记》，汪荣宝和李家驹起草宪法草案的时候，每一条都写了按语，而乙全本的每一条都有名为“法理”的按语。这是他认定乙全本就是李汪宪草的“最重要的”依据。 其三，在当时，除了清廷，应无人能撰写完整的宪法。迟先生论乙全本：“宣统年间，很难有别的什么人有时间和精力撰写出如此完整的宪法草案，而且如果不是清政府组织纂拟，不会公然放到清政府的档案里。”因此，资政院全宗中保存的乙全本，必然就是清廷组织纂拟的李汪宪草。 迟先生论证自己观点的时候，对学术前史有所关注。他注意到，尚小明先生在2007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乙全本可能为民间立宪派团体或人士所纂拟的观点。 在尚小明先生之前，俞江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判断。在1999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一文中，俞先生对乙全本的起草者做过推断：宪政编查馆的办事章程中曾明确规定“调查各国宪法，编订宪法草案”为该馆的职责，因此，乙全本可能是该馆所起草。但问题尚有复杂的一面，因为清末修订法律还有一条渠道，即民间纂拟后提交政府或资政院。因此，“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乙全本宪草为宪政馆修纂前，只能将其修纂机构和时间暂时存疑”。⑧ 依俞先生的推断，乙全本可能是宪政编查馆所起草，也可能是民间起草之后提交给政府或资政院的。依尚先生的推断，乙全本“很可能”为民间所草拟，然后提交资政院讨论，或供清廷纂拟宪法时参考。⑨两位学者都没有排除乙全本由官方起草的可能性。迟先生则认为，乙全本不但是官方起草的，而且就是李汪宪草。但俞先生除了探讨乙全本的起草者之外，还花了很大篇幅论证一个问题，即乙全本不是李汪宪草。迟先生似未注意及此，否则不会对俞先生的观点全无回应。 俞先生在《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一文的“清末宪草乙全本初考”一部分从四个方面论证乙全本不是李汪宪草：⑩ 第一，从条文数目看，乙全本是81条93项，李汪宪草则是86条116项。前者比后者少了5条23项。俞先生指出，乙全本基本上没有一条多项的情况，只有第85条例外。 第二，从章目结构及名称来看，虽然两者章目分类大致相同，但“名称多有差异”。并且，乙全本比李汪宪草少了“摄政”一章。 第三，从具体的章节条文数目来看，两者的不同也很明显。他指出，从《汪荣宝日记》可以知道，李汪宪草的“皇帝”一章共有19条，而与之对应的乙全本“皇帝大权”一章共12条，相差7条。此外，李汪宪草的“附则”是两条，(11)而乙全本的“通例”则是4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