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303(2015)04-0001-07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发生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服农药中毒死亡的悲剧，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据全国妇联最新调查显示，大约有34％的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19％的孩子做过自杀计划，9％真的实施过自杀。[1]留守儿童自杀行为为何频发？留守儿童自杀行为不单是其心理形态发生变化的后果，主导因素还是社会因素。 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以下简称“毕节自杀事件”)发生以来，政府、媒体、学者等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事件进行了调查或回应。本文尝试借助现有的文本信息，依据信息发布渠道的官方性、事件分析的客观性、分析视角的多元性等维度对信息进行比对筛选，意图从社会学视角剖析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分析其自杀的社会原因，并提出预防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发生的对策。 一、社会支持网络与留守儿童自杀行为 (一)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源于西方，主张把社会支持与社会系统结合起来，将个体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交往视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个体获得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从而获取社会资源。[2]社会支持网络理论在社会学、心理学的定量分析中，通常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其内容化繁为简，归纳为不同的维度。如韦尔曼将社会支持概括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5项。库恩等人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或抚育性支持。卡特纳和罗素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等。[3] (二)自杀现象与留守儿童 自杀是一种社会病态的表现，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对“自杀”定义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4]。迪尔凯姆认为，每一社会群体的自杀倾向既不能由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构成，也不能由外界环境的状况来解释，自杀倾向取决于社会因素。因此，自杀形成的实际社会原因包括家庭状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职业种类、文化水平、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制度等方面。[5] 留守儿童群体伴随社会经济转型而存在，学界普遍认为留守儿童在学习、安全、生活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容易产生心理及行为问题。留守儿童自杀现象不应从单一的家庭、学校或社会进行归因。因此，从社会支持网络视角综合分析留守儿童自杀现象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考虑到留守儿童的群体特性、发展特点、与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等要素，本研究通过借鉴已有的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经验，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对情感支持、交往支持、经济支持、服务支持、制度支持等社会支持网络子项进行剖析，对留守儿童自杀行为进行多向度归因。 二、“毕节自杀事件”中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剖析 (一)病态亲情——家庭情感支持的缺位 家庭是个体初级社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漱溟认为“从来中国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6]。由此可见家庭作为个人生活场域的重要地位。但留守儿童家庭成员聚少离多，使得家庭功能在村治建设、道德秩序维护、教育教化等方面的作用日益衰微，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支持也不同程度地被剥夺。 1.代际之间的情感支持出现危机。父母陪伴并给予情感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人格完善等具有重要作用。而父母亲在家庭格局中的缺位则会造成留守儿童家庭功能的弱化，导致成员之间基本的情感支持离散，血缘联结度低下。“四名儿童的父亲张方其于2015年3月外出打工，母亲任希芬自2014年离家未归”[7]，四名儿童作为未成年人只能实行自我监护，所属家庭的血缘联结度极为分散，父母抚育未成年子女的责任感、义务感不能充分体现，对子女在教育引导、安全照护、健康发展等方面的陪伴、引导和支持缺失，甚至四名儿童的父亲在孩子们自杀身亡之后仍然处于手机关机、无法联系的状态。而在有限的日常照护中，父亲对大儿子的家庭暴力也加剧了代际之间情感沟通的裂痕。 2.亲代之间的情感支持链条断裂。“毕节自杀事件”中四兄妹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冲突、父亲对母亲实施的多次家庭暴力等，都动摇了这个家庭最基本的伦理秩序，造成了家庭亲代之间的冲突和隔阂，影响了代际之间的情感体验。而且冲突和隔阂长期不能得到有效化解，导致家庭中最基本的亲密情感被剥夺，彼此之间交流与表达情感的机会丧失，最终引发“母亲任希芬的出走”，切断了四兄妹获取亲代给予情感支持的机会，淡化了亲子关系和家庭观念。 3.子女之间的次级情感支持难以接续。四兄妹在相互扶持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年龄等原因难以构筑起理性的情感支持网络。父母外出期间，四兄妹中的哥哥张启刚在家庭情感被剥夺、情感支持“损失”的情况下，还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的重大压力，情感超负荷付出。四兄妹死亡之前的联合家访中发现，老二和老三两名女孩因为打架，脸颊红肿得厉害，兄妹在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并不能在父母情感给予缺失的情况下，互相之间获得情感上的弥补、支持和依傍，情感接续失败。“毕节自杀事件”中最关键的成员张启刚在父母情感支持缺失、兄妹之间情感难以补偿的情况下，遭受了很大程度的情感虐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