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6-1789(2015)05-0025-06 随着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与实践，世界各国普遍对0-3岁婴幼儿的早期发展加以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儿童早期关心与发展”(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Development，ECCD)，提示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应关注早期儿童的健康、营养、认知、情感和社会活动能力，而且指出应加强社区在经济上、物质上和道德上对家庭和儿童的支持。我国自21世纪以来，国家层面开始出台一系列文件以强调0-3岁早期儿童的教养，并对相应的指导服务及监管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户籍人口出生高峰及外来常住人口增长，早期教育的社会资源日益紧张，特别是0-3岁早期儿童的机构照料大大压缩。比如，上海近年来一直处于入园高峰，满足3岁幼儿入园需求成为政府关注的优先领域，公办幼儿园陆续停招了2-3岁婴幼儿的托班，这在无形中进一步加重了家庭对于0-3岁早期儿童的养育负担，对早期儿童的家庭养育带来进一步的压力与挑战。本研究基于“单独两孩”政策背景，对上海某区0-3岁儿童家庭进行调查，分析家庭对早期儿童养育的社会性需求与期望，探讨如何从公共政策的层面协助家庭更好地进行早期儿童养育。 一、早期儿童家庭养育中的突出问题 2014年9月，在上海市某区抽取2050户0-3岁早期儿童家庭进行入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046份，有效率达99.8％。其中，30岁以下的占18.0％，30-59岁的占61.6％，60岁及以上的占21.3％；女性占73.0％，男性占27.0％；受访者是“父母”的占52.9％，是“祖辈”的占46.7％，是“其他人”(阿姨、大伯、舅舅、姑奶等)的占0.3％。所有受访家庭中，97.2％育有1个0-3岁儿童，2.8％育有2个或以上0-3岁儿童。 (一)家庭养育压力大，特别是祖辈女性照料负担重 本次调查显示，受访家庭中0-3岁儿童有99.8％属于“家庭养育”(其中99.0％的是父母或祖辈，另有约0.8％是请保姆或亲戚看护)，白天将儿童送入托儿所的家庭仅约0.2％。这一状况显示了家庭在早期儿童养育中的重要性，也暗示出家庭的养育压力。一方面，是父母有限参与而带来的祖辈养育压力过大。同以往研究类似[1]，本次调查发现，祖辈是0-3岁儿童的照料主力军，父母辈对于0-3岁儿童的照料参与却比较有限。特别是白天，82.3％的0-3岁儿童都由祖辈照料。祖辈在每天的儿童照料中，平均需要花费5小时以上，这使得他们大大减少了自己的社交活动，无形中增加了养育的疲乏感。而且，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大，父母在儿童照料中的投入呈下降趋势，祖辈投入则呈增长趋势，特别是祖辈女性。调查显示，祖辈女性所花费的儿童照料时间显著多于祖辈男性(x2=9.551，p＜0.01)，前者平均每日在5小时以上，后者则平均为3-4小时。很显然，祖辈女性是0-3岁婴幼儿看护的主力军。另一方面，由于养育经济成本高而导致的父母忙于工作，无法兼顾养育。调查显示，早期儿童家庭养育的成本平均每月约2300元，约占家庭收入的26.0％；而且，家庭养育成本与家庭收入显著正相关(r=0.163，p＜0.01)，而家庭养育成本比例与家庭收入呈显著负相关(r=-0.210，p＜0.01)。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家庭，0-3岁儿童的养育成本负担越轻；相反，收入越低的家庭，其用于孩子的养育成本负担越重。在父母个人月平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家庭中，养育成本约占家庭收入的30％。所以，74.2％的父母(其中父亲中有74.0％，母亲中有74.2％)都表示“因孩子出生而感到经济压力”，73.0％的父母(其中，父亲中有81.7％，母亲中有69.5％)都表示“因工作太忙，而很少照顾孩子”。特别是孩子的父亲，更少能兼顾工作与照料孩子(x2=17.383，p＜0.01)。 (二)公共服务中的早教指导不完善，亲职教育质量待提升 就各种育儿指导形式而言，受访者最希望增加和完善的就是早教指导活动，而且不论是孩子的父亲、母亲还是祖辈，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其一，低月龄段儿童家长接受的免费指导服务偏少。年龄越小的家长，2014年所接受的免费早教指导活动次数越少(r=0.272，p＜0.01)。0-1岁儿童的父母中，仅5.8％接受过4次及以上免费早教育儿指导，1-2岁儿童和2-3岁儿童的父母，相应比例分别为11.4％和20.8％。这表明社区中免费的早教指导活动主要针对2-3岁较大年龄段的儿童家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年龄较大的儿童及其父母更有外出接受指导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现有的社区早教活动覆盖年龄的有限性。其二，低学历父母接受的免费早教指导次数少。父母学历与其接受免费早教指导的次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0.079，p＜0.05)，即父母学历越高的家庭，家长接受免费早教指导的次数越多。父母学历在大专或以上的家庭，2014年以来，近15％的父母接受过4次或以上免费早教指导；而父母学历在高中或以下的家庭，相应该比例则约10％。同样，由于学历与收入有显著正相关(r=0.421，p＜0.01)，所以相应地，分析也显示低收入父母所接受的免费早教指导活动相对较少。这与父母对孩子早期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关，也与早教指导活动的适切性与覆盖面有关。其三，外地户籍父母接受的免费早教指导次数少。户籍是影响0-3岁儿童及其父母接受免费早教活动指导的又一重要因素。2014年以来，外地父母所接受到的该项服务次数显著少于上海户籍父母(F=6.255，p＜0.01)。以4次及以上参与次数统计，户籍在该区的父母的接受率为14.0％，上海非该区的为14.7％，外地父母该比例为11.0％。 (三)育儿政策支持不足，父母普遍存在育儿时间不足问题 当前0-3岁儿童的父母对“全职父母”角色需求较高，16.4％的受访父亲想做“全职爸爸”，45.2％的受访母亲想做“全职妈妈”，反映出年轻父母对于0-3岁儿童养育的重视程度和他们难以兼顾养育与工作的压力，希望有更充分的养育时间支持，即对父母假期的期望，但现有政策远不能满足。以上海为例，当前主要的父母假期包括三类：a.计划生育假，“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同时，假期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b.孕产期假，包括产前假(含产前检查)、产假和哺乳假；c.晚育假，规定“生育的晚育妇女，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晚育假30天，其配偶享受晚育护理假3天”。这样的假期制度，有以下两点显著不足：其一，子女6个月后的父母，基本不享有父母假。即使母亲可延长工间哺乳到18个月，但事实上由于工作地点、交通、时间等限制，通常很难实现。其二，缺乏父亲假期。由于相关假期主要集中在孕产期，所以可享受的对象基本是6个月龄以下儿童的母亲(含孕妇)。父亲唯一能享受的是晚育护理假3天。这一父母假制度，显然制约着职业父母参与早期儿童抚养，特别是父亲。当然，育儿政策往往具有国家性，一个地区往往很难做大范围的修改或调整，但本次调查清晰地显示出父母参与早期养育的困境，值得有关部门给予关注，并向有权进行政策制定或调整的职能部门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