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Freeman等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创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以来，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不断深入，从理论走向政策，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研究、制定创新政策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各国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创新主体的跨国互动、创新制度的国际化不断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实际上，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已成为全球创新活动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国际创新研究领域的前沿性课题。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和机构在此方向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2003年，Carlsson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1]，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概念、演化和分析维度[2-5]，也有学者尝试对国家创新体系际化的开放性程度和模式进行刻画和测度[2][6-8]。然而，整体而言，从国家宏观层面分析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还非常有限[9]。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分析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及典型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开展比较分析，有利于明确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为制定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战略、发展模式及实施路径提供参考。 1 相关研究进展 1.1 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进展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是由Freeman和Lundvall等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各国科技政策及其绩效的过程中提出的[10][11]。经过30多年的发展，NIS的概念和应用得到广泛的拓展，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12]。从近年来的研究进展看，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NIS理论研究，NIS理论在国家层面应用，NIS理论在产业层面的应用。 (1)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Nasierowski[13]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绩效以及结构的差异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Fromhold-Eisebith[14]则关注了国家创新体系如何在区域、国家以及国际三个层面进行相互连接。Kravchenko[15]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测量和评估过程存在的问题，认为系统化方法比线性方法的适用性更强，尤其是在创新行为主体互动的背景之下。(2)关于NIS理论在国家层面的应用。OECD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应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对其成员国以及其认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单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另一类是对跨国比较。Sun和Liu[16]利用RSC系统对中国八大经济区1999年以来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转型进行了分析，认为自1999年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以来，中国在若干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在区域层面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明显提高。Chaminade等人[17]建立了一个评价国家创新体系的评估框架，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泰国国际创新体系国际化存在的问题。Marxt和Brunner[18]采用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化分析方法，对瑞士的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如何保持甚至进一步强化其全球创新绩效首要位置的建议。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如Pan，Hung和Lu[19]采用DEA方法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33个国家NIS的绩效。Johnson和Chuang[20]对中国台湾、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创新体系在主要指标上进行了对比分析。(3)关于NIS理论在产业层面的应用。Hung和Whittington[21]以及Lo，Wang和Huang[22]分别应用NIS理论对中国台湾的IT产业和光伏产业进行了研究。Mowery[23]分析了纳米技术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 1.2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进展 Niosi和Bellon[2]把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即区域创新网络→国家创新体系→开放国家创新体系，创新主体数量的增加，创新要素的流动边界的扩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创新网络的复杂化是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演化过程的重要特征(见图1)。Bartholomew[24]从生物技术产业的角度对美国、英联邦国家、日本和德国的创新体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国生物技术研发模式与国家制度结构特征相联系，形成了一个既可增进又能阻止知识在科学和产业界扩散的系统。曾德明和彭盾[3]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不能局限在一个国家边界之内，开放性是国家创新体系在选择与进化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R&D国际化与东道国的组织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刘云等[4]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主要包括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创新制度和组织网络的国际化、创新资源流动和配置的国际化以及创新主体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国际化。此后有学者[5]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功能-阶段”模型，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10大功能，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演进总体上表现为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三个阶段，各阶段有着不同的国际化特征。
图1 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 资料来源：Niosi和Bellon[2]。 Niosi和Bellon[2]提出了创新体系的开放度(openness)概念，并从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技术联盟、国际技术转移、资本和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科技人力资源国际流动以及国际合作发表论文等6个维度和7个具体指标，测度比较了美国、日本及主要欧洲发达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开放度，认为不同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速度、类型以及不同指标上的表现有很大差别。Fransman[6]在Niosi和Bellon工作的基础上，利用类似方法以日本为案例对其20世纪80-90年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日本政府尤其是通产省在加强日本科技挤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孙玉涛和苏敬勤[7]以研发强度(R&D/GDP)、技术流动(技术国际平衡指标)和创新能力(百万人口拥有三方发明专利)作为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表征变量，研究了G7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演化路径，认为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应借鉴加拿大和日本的经验。王元地和刘凤朝[8]使用USPTO定义的专利发明人和专利权人地址信息，并通过建立了一个3×3的分析矩阵来识别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实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