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m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05-31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4.12.291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和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同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逐渐集聚，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和产业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阶段，其基本特征为经济增速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1]。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实现集聚的规模协调和效率协调，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理论和实证均表明，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城市化水平，对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2]3。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是普遍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可流动的要素在地理上的先天性差异分布，但这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相同或相近的地区在经济活动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大量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被解放和创造出来，并按照一定规律在地区甚至国家间流动，加剧了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非均衡分布。要素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改变，要素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3]8。可流动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成为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或者城市形成和演化的主要动力。要素流动机制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性和动态性的微观基础。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通过对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构建非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分析逻辑，揭示了要素空间配置呈现“集聚呼唤集聚”特性的内生决定机制，成为研究产业集聚的主流范式。在其理论框架中，可流动的要素即企业与劳动者的迁徙决策是集聚产生和强化的关键[4]2-7。模型假设企业与劳动者的迁徙决策取决于区域间当前的效用差异，将市场参与者的迁徙行为简化为非远见的原子状决策，但这存在着重大的缺陷[5]22-25[6]52-53[7]425，与现实中要素流动的规则不符。实际上，要素的拥有者不仅关注眼前的回报，更关注未来的预期收益，也即要素流动有赖于决策者的预期①。将预期作为要素流动的规则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论，这将在理论上检验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②。 此外，在以强势政府为基本特征的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异化为参与市场经济的第三种行为主体，政府行为和政策不仅独立发挥作用，也通过影响企业或个人决策而引导要素在空间的流动和配置，成为我国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化的第三种动力。然而，学者们对政府政策是否应嵌入产业集聚的过程存在不同的态度[8]168，因为一些政策干预下的集聚并没有成功，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理性预期学说认为，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策制定者一方，还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的反应，因此，将预期作为要素流动规则引入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分歧。 二、理性预期理论：重塑宏观经济学 预期普遍存在于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基于以往的认知，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及其变化做出估计和推断，进而指导其行为。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和人们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预期理论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科学到科学的发展，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凯恩斯为预期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凯恩斯的预期是一种后向预期)，他“把预期和不确定性带到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位置”[9]43，确立了预期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初步探讨了预期对企业家投资行为进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10]108，这是凯恩斯预期理论思想的最初来源。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进一步明确了预期的作用，并把它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凯恩斯认为，预期是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11]21-25，136-144。这为其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奠定了基础。不过，凯恩斯把预期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将预期的形成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即心理学范畴的预期，故预期在经济分析中仍是不可运用和操作的概念[12]68-71。 在凯恩斯之后，预期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重视，通过对预期形成机制问题的探究，预期逐渐作为经济学的内生变量被加以研究。1961年，约翰·穆斯首次提出“理性预期”的概念，预期从心理学概念转变为经济分析的可操作工具。约翰·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将此前经济分析中的预期分为静态预期、外推预期和适应性预期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预期”。他认为，经济信息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个体在对未来预测时会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获取的信息[13]316。穆斯的理性预期理论在当时主要用于分析金融市场动态行为，未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因而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卢卡斯首次将理性预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随后，卢卡斯[14]、巴罗[15]、萨金特和华莱士[16]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理性预期假说，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形成了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批判和否定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滞涨问题束手无策的凯恩斯主义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