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4-12-03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5)03-0042-08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3.007 1 引言 伴随着城市的急剧生长，农村用地不断转为城市用地，农村人口不断变身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城中村”出现成为历史必然。城中村的原居民以及怀揣着梦想的新移民，居住在城市边缘，在城市化以及新一轮的后城市化浪潮的激荡下持续地经历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集体与个体的重构，“城中村”的文化意义也在发生改变。然而，城中村虽然承载了千万人的希望，而其价值却又不被重视。随着越来越多城市进入到后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策略集中进入转型期。“城中村”的整体更新改造成为了实现新时期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手段。 城中村的整体更新改造是指对老城中心区内的旧村进行整体拆除、改造、重建以达到改变城市中微观空间形态，调整用地功能，消除城中村与城市用地布局和景观面貌冲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建设行为。城中村由于其建设时代条件限制以及时间更迭下的物质损坏，在城市不断优化的过程中急需得到更新和重新整合发展。新与旧的更替、拆与建的变迁在城中村里集中“上演”。曾经“脏、乱、差”的城中村被一幢幢崭新整齐的集卫生、物管、警卫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小区所置换，昔日村民经历拆迁后回迁在“故土”上开始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果。然而，在由“乡”转“城”，“村民”转“市民”的过程中，城中村的物质生产结构、空间聚落形态、居民社会结构、城乡文化形式等差异巨大[1]。在经过彻底改造后，旧村内原有的物质形态消失，生活方式随之变更，唯精神形态的乡土情怀(nostalgia)尚存。在这悄无声息发生的地方巨变里，新市民除了惊叹欢喜，也有复杂的失落和茫然，“无根感”(rootless)衍生出城市高楼里的“恋旧症”等。身份的转变、物质条件和居住模式的变化，城市生活的嵌入及乡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都使城中村原居民在遭遇物质环境的彻底改变后衍生出众多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实际上，在文化地理视野下，从人本主义的人地关系观来看，这些都是人们在长期的地方行为、记忆和感知下所建构的地方性在起作用。 2 地方与地方性 自1970年代地理学界对逻辑实证主义计量方法进行反思[2]，以及以段义孚[3，4]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回归以来，“地方”(place)就成为人地关系讨论中最具重要地位的概念[5]。随着对于“地方”的讨论热潮，“地方性”(placeness)作为地方文化的本质描述同时得到学者的关注。事实上，关于地方性的形成是近20年英美人文地理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6]。1970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在重视“地方”概念的同时将“地方性”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认为地方是被人类赋予意义的空间。人的空间经验是构成和解释地方的重要方式，而地方性不仅是地理现象，而且是丰富的人类经验[7]。人之于地方性的主体地位意味着不同人对于同一地方的地方性具有不同的理解[8]。事实上，作为承载“人—地”活动的基本空间单位，地方不单具有其地理意蕴，同时也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地方对建构个人或群体身份认同具有深刻的作用[9]。自我本性与个人或群体在特定环境的经验和理解间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10]。同时，特定的群体也会对某一空间和边界形成强调作用，并赋予地方想象性的故事、描述以及有组织的观点来区别“我者”与“他者”[11]，营造出具有“我者”意义的地方独特性。因此，地方本身有超越其空间原义的社会意义，是由地方、空间、社会组合而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12]。198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逐渐向后现代地理学转型。在后现代空间理论的话语背景下，“短暂”、“流变”、“断裂”及“差异”使世界分裂成了具有内外部运作的、复杂的、马赛克式(mosaic)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空间[13]。现代性及社会同质性的空间建构在后现代性的冲击下逐渐被具有地方差异性的“破裂的世界”所取代[14]。因此，地方性的特质精神与话语成为了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文化空间对话与博弈的基础[15]。而“地方”同时成为了建构社会关系及社会网络的基本空间与文化载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16]。 诚然，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基于地方意义的社会文化的再建构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17]。在地方性精神之于空间的重要性地位确立之前，英美学者曾基于“地方—全球”这一对二元关系开始对地方化与全球化进行讨论[18]。全球性意味着流动、开放、同质而不稳定，而地方性则体现了本土性、相对稳定性及内聚性[19]。Castell认为全球性意味着“去地方化”[20]，地方性将面临着全球性所带有的同质化而不断地遭遇挑战导致最终的颠覆瓦解，造成地方性的消亡[21]。而Harvey则融合列斐佛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从资本的空间积累角度出发，认为全球性下的确存在“地方意义的消解”，但同时指出，在“时空压缩”的时代，在不断碎裂的文化空间中，本土社会只有通过对地方性的再生产，才能实现保护地方文化意义的可能[13-22]。而Massey则首先冲破了“全球—地方”这一二元结构对地方性进行重新考察。Massey认为，地方特性会在特定的地方空间通过“权力几何”(power-geometry)的内外流动，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得到整合[23]。地方特性是通过与外部的联系而定义的，事实上，地方性并不仅在于“地方”本身，而且在于其与其他地方与社会过程互动联系的方式[24]，地方意义也通过地方与人，地方与地方的不断互动进行建构、解构与重构，从而具有不断“进步”的文化内涵[25]。因此，地方的意义是开放、动态和多样的。Massey的“全球意义的地方”[26]是对现代性的地方同质化趋势下所形成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27，28]和“非地方”(nonplace)[29]的强有力批判，同时揭示了地方性在空间建构理论中的重要性，确立了地方性在现今人地关系考察中的重要地位。而正因西方文化地理学界对于地方性的长期讨论，尤其是“无地方性”和“非地方性”的提出，深深触及了新文化地理学学者的神经，从而使学界发出呼吁，保护和拯救地方性、传统和原真性，塑造地方和传播地方形象的呼吁[30]。 3 城中村改造与地方性的重构与保护 3.1 地方性的社会文化建构 对地方性内涵的解构是认识和保护地方性的基础。从本质上讲，地方性即地方的独特性，是自身固有的、区别于另一地方的根本属性[6]。从人文主义出发，有学者指出地方性是人与自然环境在恒久的交互作用中，对地方的构成所赋予的精神或特质，经由人的“主体创造性”活动而产生并发展的地表人文现象，并且在地表上塑造出一个区域的地方或乡土特色[31]。无疑，地方景观的独特性是地方性的最直观表现形式，人对空间的主体性创造行为是建构地方性的重要方式[32]。然而，地方性是具有其表征及非表征的存在形式。Kate通过对阿拉斯加部落研究发现，族群通过日常生活特殊方式、历史的描述、符号以及想象来延续部落独有的历史文化[33]。国内学者对于广州酒吧的研究指出，经营者通过对酒吧名字、装饰、色彩、酒类、音乐等符号的创造营造具有强烈个人印记的文化空间，创造了酒吧的地方性[34]。同时，文本是创造地方性的又一重要途径[35-38]，如梭罗对于瓦尔登湖素雅世界的描绘，《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中滑铁卢桥上的凄美故事；《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中查尔斯顿的悠闲、安详等都是文本赋予地方独特的文化意义，创造了专属地方的文化特性。事实上，在地方性的建构过程中，除了人类历史轨迹在地方中的沉淀，人对地方的感知和认同也成为建构地方性的重要方面[39]。Relph在Place and Placelessness也指出，人们对一个地方所显示出来的稳定的一致性和认同感是让一个地方与别的地方区分开来的重要原因[40]。他认为地方的物质环境，地方活动、条件、大事件以及地方个人或群体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的经历和情感是构成地方性的三个重要维度[41]。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方性建构路径的多样化。然而，景观、符号、文本和感知都是构成人们生活世界(lifeword)的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元素[42]，对于生活经验(life experience)和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解读是理解地方性建构的最重要途径[43，44]。进一步考虑地方性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空间与地方是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被辩证地构建起来，而地方的独特性就在于其有让人们空间想象、经历及实践的能力，因此地方具有本质的空间性[45]。因此，将地方性投射到空间中，可以将地方性看做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空间。从人类学的文化理论看来，从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到精神文化系统组合的文化结构正是理解社会文化空间建构的重要方式[46-48]。物态文化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可理解为人类对于环境的改造效用；制度文化是地方社会运作的实践结果；行为文化是地方社会网络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是民风民俗的集中体现；而精神文化则是地方人群的社会心理、感知与社会意识形态。人之于地方的作用，人对于地方的感知在地方社会文化空间的文化结构中得以有效解读。综合对地方性已有的研究和理解，本研究认为，地方性形成于“人—地”的历史互动当中，并强调地方的个人或集体通过亲身经验、记忆与想象而发展出来的对于地方的深刻依附，这种人与地的依附是物态的、制度的、行为的和精神的，具有景观、符号、文本和感知等表现形式，同时显示出物质、象征和历史特性，从而构建具有特殊意义、深嵌记忆和认同的地方(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