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40年代，主要是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①，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1934～1935年，1944～1945年)。在日本侵华、国难当头和全民族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既是甲午战争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民国时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抗战学术史与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不应或缺的一页。 已故的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在1994年写就的《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②一文中，将1930至1937年定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并列举了当时的主要作品，总结了其研究特点，但惜未涉及此后及至1940年代的情况；在2000年写就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③一文中，将1930年代开始的近20年间作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创与奠基时期”，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更为系统与全面的评述，但罗列的重点仍然还是1930年代。而且，戚先生的上述两文，因其重点在于总结1949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新时期的学术成果，故对于1949年以前的相关研究情况和成果，只是作为新中国研究史的背景和引子来进行回顾，难免有所疏略。此外，北京图书馆阅览部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合编的《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1894～1993)》④，以索引的方式收录了甲午战争以来的相关研究著作，但关于1930～40年代的论著仍不够全面；张海鹏等先生所编《甲午战争的百年回顾——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论文选编》⑤，收录的论文主要是1980年代以后，1949年之前则没有涉及。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时至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有必要在戚其章先生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收录与总结、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对于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进行较为系统与全面的学术述评。 一、甲午战前史的研究 甲午战争爆发于中国步入近代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以后的近30年。在甲午战争已过去30多年、乃至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30～40年代，不拘泥于甲午、乙未之争的考据式探讨，而是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战前史研究，进而更加深入地探究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原因与性质，这是中国学者在此期间的第一大贡献。 (一)王芸生、王信忠的外交史研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天津的《大公报》社即宣布今后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10月7日所发表的社评《明耻教战》，更将这一内部的编辑方针，公开为该报的对日策略。⑥按照上述之“明耻”方针，《大公报》指派汪松年、王芸生负责编辑甲午以来的日本侵华史和中国对日屈辱史；嗣因汪氏不擅长于此，而改由王芸生独立进行。⑦ 按照张季鸾的最初规划：《大公报》要尽快开辟一个专栏，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记载自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止的重大事件，以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王芸生受命后，自1931年10月开始，奔走于平、津之间，广泛搜集中日外交的史料。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初步整理出了头绪，并写作了部分章节。⑧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大公报》在第一张第三版的显要位置，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进行连载。其首刊即指出这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是“从同治十年中日始订条约到民国廿年九一八新日祸”；并再次表明了本刊的主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王芸生在该专栏的“序言”中，对此宗旨又做了进一步的阐明。⑨如此，《大公报》及王芸生就明确表达了将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关系视为“国耻”、用以解救当前“国难”的宣传与研究宗旨。这不但是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重新进行的学术定位，也为1930年代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奠立了基础。⑩ 《大公报》连载的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正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沦丧、日本侵华未已之时，故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鉴于报纸连载尚需时日，为了适应社会急需，《大公报》决定在连载文章的基础上，由王芸生再行厘正补充，出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单行本。1932年4月30日，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将王芸生辑“自同治十年中日订约到甲午战前之一段”，作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予以印行。(11)该卷书稿出版之时，张季鸾亲自作序，再次将其编辑与出版之宗旨进行了阐述：“吾侪厕身报界，刺激尤重，瞻念前道，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其材料概采诸公私著作，而推王君芸生主编之。今为便于读者诸君保存之计，更加增补，印单行本问世。其第一册卷首，新加古代关系之追溯一章。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深厚，而责日本之凌压中国之暴残。第一册印成，略述数语，弁诸间端。愿全国各界，人各一编，常加浏览，以耻以奋。自此紧张工作，寸阴勿废，则中国大兴，可以立待。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1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主要篇幅，在于论述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外交斗争。对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步步为营和中国的拒日方策，尤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和分析。在写作方法上，则以史料见长，史述多于史论，直接完整引用大量历史档案材料，包括中日双方往来的照会、节略、覆照、信函、双方谈话之记录等等。通过这些外交史料，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情境，而交由读者对这一历史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作者本身之见解，实已寓于史料之剪裁与史实叙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