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11月，继《天津条约》之后，中国与英、法、美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对华鸦片贸易合法化。1861年，慕雅德来华之时，中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国吸食鸦片成风，慕雅德感受到鸦片对中国带来的危害，他于1877年和1881年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册子论述中英鸦片贸易的真相。1881年，他担任英国圣公会华中区会吏长，积极参与反鸦片运动。国内学界至今鲜有人提及慕雅德的反鸦片活动，本文将从英国传教士的立场如何看待中英鸦片贸易的本质，怎样展开反鸦片运动及其背后的动力。 一、中国鸦片种植史、中英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历史片段 自19世纪中叶，英印鸦片倾销中国之后，诸多英国人广泛声称，中国人吸食鸦片由来已久，鸦片在《本草纲目》或中国中药中早有所闻，在元朝已经有人吸食鸦片。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前印度国务秘书格朗·达夫(Grant Duff)，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鼓吹：“鸦片贸易仅仅是供与需的关系，而且中国人吸食鸦片已有悠久的历史，英国仅仅是为开放的鸦片市场提供资源，不应该为此负全部的责任。”①对此，慕雅德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很多相应的证据。 在1877年中国第一届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务会议上，慕雅德提出了两个问题：“中国人何时开始吸食鸦片?”②“鸦片贸易是自由贸易吗?”并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论证。 首先，慕雅德引用了玛高温博士(D.J.MacGowan)的驳斥：“即使元朝时鸦片已在中国流行，那么为什么明朝官方没有禁止吸食鸦片呢?如果中国人吸食鸦片是个老习惯了，那么马可·波罗600年前游历中国，为什么在他的游记里丝毫没有提及中国人吸食鸦片，种植罂粟呢?”③慕雅德查证，来华罗马天主教徒，在他们自1580年至1877的叙述里，也对中国人的鸦片吸食只字未提。甚至在100年前，鸦片在中国东海岸还是个新名词。根据福建巡抚徐继畲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慕雅德推断出鸦片是从印度进入中国的，四川南部地区和云南西部地区，毗邻印度，最先种植罂粟。④慕雅德还提供了库柏先生(T.T.Cooper)⑤的证据，这位来华已久的英国探险家发现中国四川的罂粟种植面积在扩大。据他回忆，30年前他初来中国时，罂粟还闻所未闻。其次，慕雅德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给予驳斥。在中国杭州，他的中文老师告诉他，19世纪20年代，杭州未曾有过鸦片烟馆，但是40多年后，杭州城里已到处充斥着鸦片。他亲眼见到浙江省鸦片种植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鸦片吸食的人数不断增加。 根据事实，慕雅德作了进一步论述直指英国的责任： 就算中国人鸦片吸食历史久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纵观这一百年的历史，英国输往中国的鸦片每年从200箱增加到80000箱。80年间，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获利达184，000，000英镑或800，000，000美元。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一股慈善的力量，即使英国最初没有把鸦片带到中国，它也因此(鸦片输出)对中国的现状负有巨大的责任。⑥ 慕雅德不止一次地用了“巨大的责任”(tremendous responsibility)一词来强调英国应承担的责任。“英印政府从鸦片生产和销售中赚取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左右，某些年份增至总收入的三分之一。”⑦慕雅德援引了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评论：“利益驱使是鸦片贸易的最根本原因。”⑧ 此外，慕雅德还点明了鸦片贸易背后的高额利益是中英鸦片贸易的实质。他指出，英国政府控制的东印度公司自从垄断了鸦片的销售后，还严密地垄断了鸦片的全部生产，它向印度农民提供罂粟种子和贷款，强迫他们种植罂粟，并派官员监视栽种，要求他们把罂粟果交付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蒸晒和鸦片口味的调制，使之适合中国人，再以低价从农民手里回购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由政府高价拍卖。投机商人获得鸦片后，又转卖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谋取暴利。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有关鸦片价格的调查数据也充分证明了以上观点：“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将近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0到1600卢比。”⑨价格之差，其赢利显而易见。慕雅德对东印度公司角色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鸦片贸易的实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的关系中，印度鸦片比中国的茶叶和英国的纺织品更具有战略重要性，英国通过印度的鸦片实际操纵着中国的贸易市场。不言而喻，对华鸦片贸易是在英国及英印政府的直接扶植下进行的。他还引述了英国国内的舆论：“如果英国放弃鸦片贸易，那么，其他国家的人也会与中国进行鸦片贸易，”⑩讽刺之意，溢于言表。 同时，慕雅德把鸦片战争的原因归于林则徐。慕雅德认为；“林则徐精力充沛，目标明确，但是傲慢无礼，滥用权力。”(11)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国际上还没有通用的商务法，用以处理中国和外商间的贸易纠纷。林则徐被道光皇帝派遣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禁烟运动，他出于爱国热忱，秉公办事，他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豪言壮语固然可敬可畏，但是在西方人眼里，他的外交手段显得粗暴、鲁莽，独断专横，是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当然今天我们很难以一面之词断定林则徐的鲁莽态度导致了鸦片战争，而且当时还没有出台各国可以共同遵循的国际法。但是，林则徐在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博弈中，在处理国际争端和纠纷中，在与有强势的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的交锋中，鲁莽行事，缺乏外交智慧，激怒了西方人，成为他们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慕雅德对林则徐的评价与国内历史书上林则徐“民族英雄”的形象大相径庭，慕雅德的分析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印证，对于林则徐禁烟，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这样评价：“我们战争的目的没有达到，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再用林则徐用过的方法。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文忠(林则徐谥号)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12)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时期的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蒋廷黻对此的评论比较公允。慕雅德没有领悟到，鸦片战争是英国企图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维持中英贸易关系、中西力量较量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