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king of a Man出版于1892年，原作者为美国李约各。①1903-1904年，林乐知、范祎将翻译完的绪论、前三章和译序刊登在《万国公报》第178-186期上，第186期《万国公报》的《新书选要》中，又登录了林乐知、范祎的《人学序》。林在序中称“李君为余老友，遂从索取一册，译而述之”。 英文The Making of a Man有两个版本见于美国，一为1892年卡塞尔出版公司(Cassell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一为1899年圣路易基督教传播公司(St.Louis Christian Advocate Company)的新修订版，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李约各在后一个版本中增加了修订版前言，提到该版本是对全书的修订，部分内容重写，并感谢James M.Dixon教授在书后增补了索引。此外，修订版普遍加入了具体的人名，尤其是文中引语的被引用者的姓名。但最后一节却相反，修订版把1892年版本中已有的具体理论家的姓名删去，用“一些人”“某个人”来指代，可能是由于这些被罗列姓名者都是持相反观点的反方，修订版以代词虚化处理，使得新版本对异己的批判不那么指名点姓、针锋相对。对比分析这两个版本的原作和《人学》译本，可以推断，林乐知是依据修订版来翻译的。[1]对于林乐知及其诸多译著，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②，唯独《人学》很少受到关注。这是由于原作和译作散失，两个版本的原作更难以汇集，且原作和译作的影响力均有限，尤其译本的宗教色彩浓厚，流传不广。深入研究The Making of a Man和《人学》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本文试一作探讨。 一、The Making of a Man的汉译本《人学》 《万国公报》自第178期开始刊登《人学》绪论，在篇首，林乐知评论“此书共七章，冠以绪论合为八章，原文名为‘The Making of a Man’，今译汉文更为人学，至书中理论之明确，思想之高妙，读者当自得之，实近世哲学家之大宗也。述者识”。林等将该书定性为“近世哲学家之大宗”，强调其哲学性质，转移宣教取向。林乐知在《人学》序中转述了李约各的撰书目的：“美国之仁者李君约谷，见人学之否极，颇有意匡复之，特著入学七篇”，同时指出自己译介的初衷：“惟华文则缺如也。余惟中国近年哲学理想渐侵入上流社会之脑中，然于西方哲学之源流，考之未深，一知半解，易以遗误……译而述之，以贻学者，亦李君之志也。”“李君此书，藉以表明人之为人，其地位若何，即其义务若何，权力若何……是书也，灵性之格术。”林乐知考西方哲学源流、更正贻误的引介目的类似原作者匡复入学的目的，均强调该书的哲学关注，淡化或否认其宗教关注或宣教目的。林序中称“中国喜守一先生之说，迷信一派，掩覆万古则谬矣”，表明《人学》是林乐知针对中国问题而译。 《人学序》开篇点题——“知己”，矛头直指进化论，“莫不知己为人，以自别于动植之物”，而“人学之汇海，莫如排哀勃尔(即圣经)”。进化论则与基督教背道而驰，破坏文明世界，“近世哲学家之派别，愈出愈岐，以较胜于排哀勃尔，盖思想自由为世界进步之根源，彼固将以此摘埴索塗而求达于康庄也……吾恐人类无穷之希望，至此全绝，而优胜劣败，本为树艺畜牧之道者，于是大行于天下矣……英国洛克约翰之哲学，乃至使卢骚之徒，煽动法国，演出流血成河之大惨剧。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后起，倡物竞之说，而强权论帝国主义之风潮，震撼乎二十世纪之首，十九世纪之末，呜呼，世界平安之幸福去，人类道德、秩序、慈悲、公平、温柔、高尚、谦抑诸性质由于特别之秉受者，一概摒弃无存。岂非流毒之所必至哉？故哲学之始，本自野蛮而入文明其极也，反自文明而入野蛮，若物竞若强权，其为野蛮何如也。”[2] 林乐知在《人学序》中开宗明义，点明全书的立(基督教)和破(社会进化论)。原文第一次提到标题Making of a Man并给予的诠释是：“故言语艺术文学道德宗教财币，乃即社会中构造人机器之大者……社会之机器，其本意则成为人也。”“观其兴盛于资财上、文学上、艺术上、道德上，然不以为成人之机器，即认作极点而肆挥霍，则失社会之原理，为衰亡之见端矣。”[3]强调社会为成人之机器，全书探讨的是社会与人之成人的关系。 《人学》全书提及笔述者惟有一处，即第二页英文信息中“van yi”，根据汉语拼音，推断其为范祎。范祎6岁拜师，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乡担任私塾教师，熟读经史子集，30岁之后目睹中国国势渐衰，叹息儒书迂腐误国，转而研读西书，了解西方科学。后《万国公报》报馆缺乏华人编辑，他便充任进去，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万国公报》后期的主要撰稿人。林乐知从事翻译多与华人合作，具体做法同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一般做法：“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之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4]《人学》译介中范祎承担了笔述的工作。虽为华人合译者，其地位却未被视为“译者”。《人学》第二页英文信息页中将林乐知列为唯一“译者”，范祎的名字仅出现在其下的“助手”一处。且范祎的学衔是“硕士”，与之相对的原作者李约各和译者林乐知都标有“博士”学衔，可见中国助手、华人合译者在与传教士合作翻译时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待遇。因目前史料所限，我们无法知悉林乐知、范祎合译时的分歧与共识，只能以林乐知一人概括。但从范祎的“真教化”主张和其建构的“人格救国”理论可知，范祎强调个人修养、品性等的个体人格的改造，认为社会及政治的改造有赖于此。[5]范祎对人格的解析与《人学》中的“完全之人”的形体、群性、智性、主性、艳性、灵性所需非常相近，可证《人学》翻译亦是范祎国民人格和人格救国思想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