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是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份近代报刊，也是近代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在华英文报纸之一。①1850年8月3日由英商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②，其创刊初衷是为上海外侨服务，并使其母国——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注上海乃至中国内陆的广阔市场。该报创刊号的《告公众书》呼吁道：“在如今我们所处的起点之上，我们大部分奋发的外来者应当习惯于唤起国内与这个广大帝国开拓商贸、密切政治联系的热情。如果可能，使人们彻底地、根深蒂固地确信，这个庞大帝国潜在而令人震惊的资源对于大不列颠以及整个文明世界的重要性，而不是公众意识中的一个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间歇性的兴趣。”③《北华捷报》与上海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并被指定为发布英国驻沪领署及首席商务监督公署、英国驻中国与日本最高法院及英国公使馆的各项文告的机关。④由于《北华捷报》对太平天国及小刀会起义的详细报道，以及在太平军兵临城下时该报维护在华西人利益，主张联合清政府镇压起义的呼吁，使其赢得上海外侨圈的好感与信任。⑤在上海外侨中，该报素有“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之称。⑥ 自创办之初，《北华捷报》的影响便不限于在华外国人社会。在第二期《北华捷报》上刊载了一份上海官府发布的告示，内称近日来自闽粤等地的流氓敲诈勒索钱财之事时有发生，故而训令闽粤籍有正式职业之人去相关衙门登记注册。⑦这份告示出自官府，训令对象也并非外国人。尽管无法确定《北华捷报》刊登这份告示是出于自愿还是官府的要求，但至少可以判断，早在创刊之初，《北华捷报》的读者中应当有掌握英文的中国人。此外，中国人亦有充当《北华捷报》通讯员的情况。1860年9月29日的《北华捷报》上就出现了一篇题为“来自一位中国的通讯员”的报道，其中讲述了英法联军占领之下的天津的情形。⑧1861年的《北华捷报》中有8篇署名为“我们的中国通讯员”的报道，内容主要是上海地方政府对周边太平军的应对、英法联军在北方的活动，以及从北京传来的有关清廷的消息。19世纪80年代，署名“中国通讯员”的新闻又有所增加，其报道内容主要是各埠新闻，这表明《北华捷报》开始有意识地在更广泛的地区雇佣中国人充当通讯员。 更为重要的是，《北华捷报》也是中国人了解西方列强官方决策及其民间舆论的一个窗口。戈公振先生曾指出：“字林报为纯粹英国式之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之喉舌，故在社会上颇占势力。其立论常与华人意志相反，故注意外事之华人多阅之。”⑨检视晚清时期的《北华捷报》便可发现，在这个以在华西人为主的舆论空间中，中国人并不仅仅是被西方人观察与言说的对象，他们也曾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尤其在该报的“读者来信”(Correspondence)栏目中，不时刊登有以中国人的名义署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多样，但主旨都在表达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晚清时期几乎没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英文刊物⑩，因此投书《北华捷报》无疑是中国人直接与西方对话的有效途径之一，而这些文章确曾引起该报西方读者的关注。(11)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晚清时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现象做一初步探究，并着重考察该报“读者来信”栏目中几次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争论(12)，探析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中发出的声音及由此引发的中西互动，以期丰富我们对《北华捷报》的认识，并为理解晚清中西关系提供一些新的线索。(13) 一、最早的中国声音——太平军《苏州来鸿》 最早在《北华捷报》上发出声音的中国人当属太平军。除《北华捷报》译录的太平军文告外，太平军还主动通过该报向列强及外国侨民阐明主张。1861年7月27日《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封忠王李秀成写给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的信，后者在1861年2月26日被洪秀全任命为洋务丞相(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14)从篇首所注“以下这封书信从收信人处得来”字样可知，此信系罗孝全转给《北华捷报》的。李秀成在这封信中声称自己无法及时了解天京的情况，故而向罗孝全询问外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以前我们在一处时，曾经讨论过给列国及他们的君主写一封信，内容是国家间的国际交往以及我国和他们的国家的深入了解。在我率军离开后，我相信老师一定依计翻译并发出了这份文件。如今已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列国的答复应该早已到达了天京，因此我特撰写并发出此件，要求如果收到这些文件的话，将其译为中文，立即将他们寄给我，以便使我知道此事的结果，以免令我挂虑。”(15)李秀成还在这封信中向罗孝全讲述了自己领兵征战的情况，提到其时他正在湖北兴国州。(16) 太平天国第一次进攻上海前后，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李秀成曾于1860年6月24日致函英国驻华全权公使，7月10日又致函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列强表达善意。但是，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于7月31日训令英国驻沪领事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不能同苏州“叛军”保持书信往来，拒绝接收太平军信件。(17)这意味着太平军很难从官方渠道与西方列强当局沟通，这恐怕是罗孝全将李秀成给他的信件寄往《北华捷报》的主要原因。(18) 1863年2月21日，3月7日、21日，5月23日，7月11日，8月22日，《北华捷报》以《苏州来鸿》(A Voice from Soo-Chow)为题(19)刊登了太平军的6封来信。这些信件的作者自称“天王最早的信徒之一”，“而且同他一样，也曾有机会受过传教士的教育”。在前三次投书中，他大力宣传太平军在太仓、嘉定等地战胜“常胜军”和“常捷军”的神勇表现，指责英国“助剿”政策有违正义，“自然，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并且表明他们有能力制服压迫者的时候，正是这样的人民而不是他们的暴君，应该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他将英法联合起来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的原因归结为他们对于太平军的错误印象。这正是促使他投书《北华捷报》的主要原因。他希望号称“公正而非中立”的《北华捷报》能够转载他的来信，以此来树立太平军的正面形象。(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