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9～0147～14 命理文化(包括占候、占卜、堪舆、相术、测字等)是个世界性话题，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命理活动一般被纳入民间亚文化范畴，活动主体是下层社会，贩夫走卒。读书人一般自称或被认为与命理活动无关，或者很少真的相信。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大夫，会自觉祭祖、祭孔，但对民间的神、鬼、灵、物崇拜等多取否定态度。“间有一二贤者有所发明，亦秘莫如深，既恐泄天地之秘，复恐讥为旁门左道，始终不肯公开研究成立一有系统说明之书籍。”①不过，在事实层面上，士大夫对占卜、堪舆、相术、测字之类，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绝对相信的不多，绝对排斥的也很少。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天文、地理、生物等近代各门科学，对传统的命理文化形成很大冲击，但命理活动仍有广阔的世界。近代读书人公开出版的文集中，对占卜、八卦、相术之类表示相信的不是很多，但是，在他们未刊的日记、书信中，留有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记录或痕迹很多。 无论是对于近代以前的传统士大夫，还是近代以后接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新式读书人，命理文化都是个灰色地带，很多人介于信与不信之间，或者说，公开信的不多，私下信的不少。浩浩汤汤的科学主义潮流，并未能将命理文化冲荡一空，这是为什么?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讨论的问题。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传统读书人的命理兴趣，二是新式读书人的命理兴趣，三是命理活动在近代的演变，四是命理兴趣长盛不衰的原因。 一、传统读书人的命理兴趣 中国传统读书人，或多或少与命理文化有些关联。古代的暂且不论，如果说夏商周就是个命理世界，一点都不过分。鸦片战争以后，传统读书人依然与命理文化关系很大。 兹以曾国藩(1811～1872)为例。他表面上声称不信风水、占卜等，但事实上，还是有不少相信命理、涉足命理活动的记录，有时信，有时不信。总体上说，他笃信相面，半信堪舆，半信扶乩，相信占卜。 相信相面，他用心研究过相人之术，有相当丰富的相面实践。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美六恶，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②他总结自己的相人经验：“因忆余昔年求观人之法，作一口诀曰：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③对此，学界已有很多研究，兹不具论。 堪舆方面，曾国藩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祖父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④受祖父影响，曾国藩起初不信风水。但是，有一件事让他有所动摇。1846年，他祖母去世。关于祖母阴宅选址，曾国藩与祖父意见不一致。后来，他按照孝不如顺的理念，顺从了祖父的意见，也劝说自己的兄弟顺从祖父。事过半年，有三件事让他心情舒畅：一是祖父的病痊愈了，二是困扰他自己多年的癣疾好了，三是他的官衔骤升至二品。曾国藩以为这与祖母阴宅风水好有关，选址正确。此后两年，曾氏家族连添三男，曾国藩本人则升到侍郎。他将这一连串吉祥之事与其祖母葬于福地联系在一起，感到风水之说不可不信。 此后几年，曾国藩对风水变得热心起来，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曾嘱咐弟弟留心学习风水，说是“风水之说，亦有不得不信者”⑤。他明确写道：“阳宅阴基风水之说，确是有理。然有缘则可遇，强求则不得，亦定理也。”⑥最能反映他风水观的，是关于武昌巡抚衙门风水问题。当得知曾国荃将出任湖北巡抚时，他至少连写三封信，告诫武昌巡抚衙门“风水不利”，建议曾国荃在别处驻扎，以趋吉避凶。⑦当曾国荃坚持要驻扎武昌时，曾国藩便向他推荐一位懂风水之人，让他给巡抚衙门改变风水。⑧ 扶乩方面。1858年5月的一天，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一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的判词⑨，谜底为“败”，取“贝”+“文”。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胜利，气机正盛，曾国藩不解败从何言，乩判又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湘军在安徽三河的惨败，曾国藩之弟国华亦死于此役。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恍然大悟：“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⑩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扶乩亦非全然不信。 占卜方面。曾国藩幕僚赵烈文(1832～1893)对占卜很有造诣，其日记中有许多占卜记录，所占内容包括时局、健康等。他也占候，其预言屡次获得证明。(11)对于赵的占卜造诣，曾国藩相当器重。他们多次切磋占卜问题，赵也多次为曾占卜时局与健康。1867年7月21日晚，他们讨论时局。赵根据占卜结果，表示清朝覆灭恐怕不出五十年。曾认为不至于此，赵从历史演变的规律予以论证。从赵烈文日记看，曾国藩是相信占卜的。赵烈文笃信占卜预言，所以，太平军被镇压下去以后，他就到常熟去做了隐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