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5)03-0001-08 DOI:10.13718/j.cnki.jsjy.2015.03.001 生活德育理念是近十余年来我国德育学界的一大理论创新，它是在对当代中国德育的政治化、知识化等问题作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作为知识德育(或曰知性德育、认知德育、思维德育、理性德育等)的对立面出现的。生活德育论者普遍认为：现代德育“走上普遍化、客体化的知识化之路，是根本背离了道德和德育的本性，是德育的自我放逐、自我消解”[1]，“现代德育由于其知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悬挂在空中破碎而又抽象的德育……因此，现代德育困境的突破，不是在知性德育框架内通过修修补补所能达到的”[2]。这些批判是非常正确的。于是，人们强烈主张，要“从知识德育走向生活德育”[3]，要实现“从知性德育到生活德育的转化”[4]“知性德育向生活德育的回归”[5]，要“从知性德育到生活德育”[6]，认为“从知性转向生活”是“道德教育的价值回归”[7]。如此之类的观点、主张比比皆是。 当代中国的知识德育确实存在种种问题和弊端。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抛弃它，而后走向生活德育，因为这可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首先需要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知识德育存在的问题究竟是否为知识德育本身所固有，知识德育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知识德育与生活德育是否对立，等等，然后才能判断是否可以抛弃知识德育。 一、生活德育与知识德育在理论上并不构成一对矛盾 人们强烈要求从知识德育转向生活德育，这实际上就是把知识德育与生活德育对立起来。其实在理论上，生活德育与知识德育并不构成一对矛盾：一方面，生活德育提倡“回归生活世界”，因此生活德育实际上就是“生活世界的德育”，其对立面是“科学世界的德育”，科学世界的德育尽管与知识德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并不等同于知识德育，知识德育完全可以(部分或大部分地)存在于生活世界(知识德育应从生活经验、感性知识开始)；另一方面，知识德育是根据品德结构中的“知、情、意、信、行”等要素而提出来的，因此它对应的是情感德育、意志德育、信念德育、行为习惯德育等。知识德育与生活德育各属不同的分类系统，怎能构成一对矛盾呢？ 其次，从理论性质角度看，知识德育不是一种整体性的德育理论，不具有自足性，不试图解决德育的所有问题，只是主张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性品质等，从未承诺过能够完成德育的所有任务。因此，知识德育只是一种单一性的理论，它需要与情感德育、道德行为习惯教育等一起，才能构成一个自足的、完整的德育理论体系。反之，生活德育是一种整体性的、自足性的德育理论，它试图解决所有的德育问题，完成所有的德育任务，并试图独自成为一门德育学：“德育就是生活德育……生活德育是德育的全部，不是一种德育。”[8]而知识德育只是一种德育，因此它与生活德育不处于同一理论层次。 既然如此，生活德育论者为什么要猛烈批判知识德育，强烈要求抛弃知识德育呢？ 原来，知识德育有两类：一类是实然的知识德育，另一类是本然的知识德育。实然的知识德育是客观上实际存在的知识德育；本然的知识德育是本真的、没有发生变异的知识德育，即知识德育的本来面貌。二者的关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实然的知识德育是本然的知识德育的具体表现和现象。然而，当代中国实然的知识德育却是发生了变异的本然知识德育，它在各种各样因素的作用下，偏离、背离、扭曲本然的知识德育，甚至使之异化，因而才存在种种的问题和弊端。例如：它把德育知识化，把知识德育变成信息德育、符号德育、教条德育、命令德育、意见德育等“关于道德知识”的教育，把德育目标变成培养“知识人”“伦理学者”，把德育课程的教学变成灌输、训练、背诵、练习，等等。 可见，如果生活德育论者所强烈批判和要求抛弃的是当今我国实然的知识德育，那么他们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德育有上述两种类别，如果笼统地对知识德育进行批判、否定、抛弃，那么也就无异于人们常说的“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对于以上两种知识德育，现代生活教育理论的创始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有着清楚的认识。杜威首先阐述了一位英国哲学家把道德观念(知识)区分为“道德观念(知识)”和“关于道德的观念(知识)”的思想，指出：“‘道德观念’，不管是各种各样的观念，见效于行为之中，并使行为有所改善，变得比另外的情况下更好”[9]8，道德观念“已成为品格的一部分从而成为行为的工作动机的一部分”[9]8，“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一定要使儿童和青年生气勃勃地获得尽可能多的观念”[9]8。 针对人们简单、片面地反对直接的道德知识教学的情况，杜威在《中学的伦理学教学》中指出：“如果这种反对仅仅是反对学校里的一切伦理学学科的教学，如果它没有在相反方面提出如何用正确的道德教学来代替错误的道德教学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将不会受益无穷。如果被正确理解的话，它是反对虚妄的道德观和错误的伦理学理论的运动……不管怎样，我希望听从于某种特定的伦理学理论的概念，在我看来，以之为基础的理论似乎完全适用于课堂教学。”[9]277他还指出：“尽管应该从最低年级起就教授这一学科，我将选择更好地适于中学或可能是中学以下的年级教授该学科的方式为实例。”[9]278 由此可见，杜威反对的只是“关于道德的知识”的教育，他不但不反对甚至提倡“道德知识”，并探讨了“道德知识”的教育教学问题，这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