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下流”问题：客观状况与主观感受 赵永佳 叶仲茵 在2001年至2011年间，香港青年从事中产职业的百分比下降，其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为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带来更大的优势，其收入的劣势在这十年间有所恶化。即使较高学历并未能抵抗青年工作收入“下流”的情况，但对刚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而言，职场回报还是与教育程度息息相关。在主观看法上，较多青年表示他们一代的发展机会不多、对自己所得的发展机会不甚满意。显然，无论在客观分析或主观层面，现今一代香港青年普遍经历“下流”。但是，并不能以“上位论”来解释青年在近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事实上，相对于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和对香港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年轻人对自己发展机会的满意度以及对向上流动机会多寡的评估并未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政府及有关当局在促进年轻人事业发展及生涯规划的工作上是责无旁贷。首先，针对学历决定劳动市场处境的重要性，可适量扩大大学学额，而且要增加资助学额。其次，发展经济和改善职业结构以避免产业倾斜，可让不同学历不同背景的青年得以各展所长、获得发展的机会。 摘自《港澳研究》（京），2015.3.65~74 青少年叛逆的社会性分析 田洪星 武中哲 青少年叛逆是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自我探索，这种探索与消费社会的物质化形成了某种契合。青少年叛逆是成长中渴望独立和平等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与消费社会的自由消费和平等交易形成了表面上的契合。青少年叛逆强调的“个性化”与消费社会中个性化的消费理念形成一定的契合。青少年在网络中的恶搞式叛逆与消费社会物质的富裕和媒介的发达相契合，放大了当代青少年的叛逆形象。叛逆作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自动调适，对青少年的正面影响是主要的，负面影响是次要的。目前的问题在于，消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青少年叛逆阶段的脆弱性交织在一起，消费社会的发展推动着青少年的成长，也制约着青少年的成长。叛逆期的青少年要正确对待消费社会的异化，通过自身的实践参与到改造消费社会的行动中，努力克服消费社会的历史性异化，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凭借这种自觉的力量在改造消费社会的同时改造青少年自己，包括重新理解其叛逆行为以及对社会的责任，这才是青少年叛逆社会调适的关键所在。 摘自《教育探索》（哈尔滨），2015.8.100~104 “阈限族群”的文化表达——以广州本土漫画为例 朱嫦巧 2010年以来广州出现各种以保育地方文化为目的的行动，行动的主体是青年人。青年人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位，青年人进入社会结构前的成年礼，粤语地方方言面对推广普通话的边缘心态，旧城区面对房地产经济的弱势地位，这一切都决定了地方文化保育行动的阈限性。“阈限族群”，阈限是出于最初行动主体为青年人的考量，不同于成年人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承观念；同时经历若干年的发展，行动涉及人群扩展到非青年人，以上作品的主体许多已进入中年人阶段，阈限性从个体的人生阶段到社会的结构过渡，区别于政府与专家、商业等社会主流群体。族群是为了区别于社会给予青年人特定的标签——青年亚文化，他们不是为了区别而使用了文化的概念，他们的行动只有得到主流社会认同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由此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期的行动建构特定文化，他们开始形成“保育”“地方文化”的“圈子”认同。地方异质文化能提供一种有别于同质化的文化生活想象，广州青年选择“本土文化保育”模式，以此构建属于他们的文化身份与城市景观，这就是他们认同的边界。 摘自《开放时代》（广州），2015.5.163~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