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探讨在20世纪中国非常典型的一种现象，即青年与政治的关系，这在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呈现雏形。笔者曾经提出过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的主干期是一个“动员时代”，即动员大众，主要以运动的方式参与政治。①而这一运动的先锋，乃至一段时期的主体往往就是青年学子。晚清曾有过以进士官员主导的改革如清流、洋务运动；有过举人发起或试图主导的变革如戊戌变法。这还都是体制内的。再晚则有秀才和童生的造反，如他们在取消科举之后的纷纷东渡，为革命党人大大增加了力量。推动变革的主体已经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但是，一种新型的动员政治的现象还是主要在20世纪，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之后发生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为这个“动员时代”揭幕和落幕的都是一种自发性的青年学生运动。此前，体制外的革命党人也有过密谋的武装运动，然而，一种和公开宣传的理念或意识形态直接结合的运动，一种群体的或和群众斗争大规模结合的运动，一种以理想主义为号召的、开始是和平、但最终常常走向暴力的群众运动，还是20世纪主干期特有的现象。而这一现象的源头或萌芽就隐含在新文化运动之中。 新文化运动发端伊始，就表现出独特的专注于青年的特点。被视作新文化运动号角或旗帜的《新青年》杂志②，在1915年9月创刊时，陈独秀写了一篇可视作发刊词的“敬告青年”，明显只是将青年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对象。这份新创刊的杂志还连续几期刊有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以及翻译的“青年论”。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他对中老年人表示失望，但也不是太激进地要批判和打倒他们，而是说“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而他之所以持这一观点，抱有这样一种只是属望于“青年”的情结，看来是基于一种“新陈代谢”、物竞天择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即不仅是新的总要代替旧的，年轻者总要替代年老者，而且，新的、后来的，总是要比旧的，比先前的要好的。③ 因此，陈独秀不希望年轻人“少年老成”，对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④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点希望，用今天或者说比较全面的观点来看，第一条的独立自主和第四条的开放而不封闭，大概是现在的年轻人也都不会反对的。而何谓“进步”、“进取”则需要解释，让生活完全“实利”和“科学”化则更有可能引起质疑。但当时提出这些大概是针对传统与现实的弊病而有一种纠偏的倾向。⑤ 《新青年》创刊那年陈独秀36岁，而围绕着这份新创刊杂志的一些中坚撰稿人物，在1915年的时候，高一涵是30岁，易白沙29岁，稍后加入的李大钊26岁，胡适24岁，刘半农24岁，钱玄同28岁，鲁迅34岁，周作人30岁，即他们自己也是相当年轻的，他们有的人还是前清秀才、之后再习新学者比如陈独秀，但大多数已经是纯粹新学堂出身或海外留学归来者。而像他们的读者则更多是20岁左右，可以说是“后科举的一代”了。在这一时期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前清进士蔡元培1915年时是47岁，算是其时年长的了，但他主要是作为北京大学校长发挥作用。 而过去一代有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学术人物则多已年迈，例如王先谦是年已经73岁，郑观应73岁，沈曾植65岁，张謇64岁，廖平63岁，林纾63岁，严复61岁，辜鸿铭58岁，康有为57岁，章炳麟52岁，叶德辉52岁，夏曾佑50岁，杜亚泉42岁，杨度41岁。42岁的梁启超还富有影响力，但也已从最高峰渐渐衰落。王国维38岁，但心已然苍老，专注于学术。曾经激进的刘师培31岁，现在也完全不谈时政。而像比较典型的传统学者官员、57岁的梁济在思想界几乎还籍籍无名。这是一个一波紧接一波的变革时期，上一代的思想启蒙者和行动者，悠久文化的传承者都在接续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尤其对年轻人逐渐失去影响力，新文化运动加速了这一过程，并使青年更关注政治。 但《新青年》揭橥的新文化运动在一开始的确主要是专注于文化的，它想在被认为是不太成功甚至失败的器物革命、制度革命之后，掀起一场针对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主持者认为以旧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已不合时宜，必须不仅学习西方的技艺和制度，还应该在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精神文化领域内有一场变革，这是“吾人最后的觉悟”⑥。这里关键的是“觉悟”两字，即思想认识的启蒙和解放。而“伦理的觉悟”比起“政治的觉悟”来，又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以，他早期著文、用文，多谈思想、伦理、教育。如其著文“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近代西洋教育”、“复辟与尊孔”，等等。用文如易白沙“孔子平议”、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制度之根据论”，等等，都反映出一种思想文化的关切。⑦ 然而，这种思想文化的关切的确又始终是与对现实政治的焦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它直接的动因和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⑧，只是现在认为政治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解决，这就是从思想文化上解决，从教育启蒙上解决，从改革社会制度风俗比如改革家族制度解决——而批判父权、特别是提携和面向青年也是解决方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