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8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5)04-0129-08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出现了童年社会学研究的新取向并在90年代初迅速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成立了儿童研究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儿童研究刊物,创建了国际儿童观察网站,形成了跨学科、国际化的研究团队,呈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新童年社会学将传统的童年及儿童社会化研究称为“发展范式”的童年研究,通过对其批判,形成了社会建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呈现了多样性的童年生活,使“童年”这一话题在社会科学中得以凸显,并将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儿童放置到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对于推动儿童社会身份的确认、儿童社会空间的建构、为儿童争取平等的权利及儿童健康与教育等社会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近十年来新童年社会学开始进入理论与方法的反思阶段。 一、新童年社会学兴起的背景 尽管关注儿童的社会化或者社会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在传统的社会化以及教育理论中均为重要内容,但是,受后现代思潮以及菲利普·阿利埃斯开创的社会建构童年的影响,在1980年代,一些学者意识到需要新观念和新团队来开始新的研究风尚,或者创造切实可行的新范式。发达国家中的几个学者,如Chris Jenks(1982)、William A.Corsaro(1985)、Jens Qvortrup(1985)、Thorne(1987)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朝着批判传统的社会化理论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努力促成了1990年代初新童年社会学的诞生,与前期童年的历史研究、人类学研究、媒介与文化研究途径一起形成了社会建构童年研究范式,加上新研究成员的加入,很快发展出了新的学科领域、理论框架、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以及实践旨趣。 新童年社会学的兴起与社会思潮、学术风尚、社会政策实践和儿童现实的社会生活状况密切相关。首先,后现代思潮引发的社会批判和社会重建的实践诉求在童年研究领域拉开了帷幕,加之前期的童年研究所形成的一些问题和方法,如受阿利埃斯等人的影响,一批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开始从阶层、性别、种族、代际等方面研究童年的多样性,而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关于儿童是媒介的“被动受害者”还是“主动驾驭者”的讨论中,将技术与儿童生活相结合的讨论,也引发人们从新的可能性来思考儿童及儿童生活;其次,在社会政策实践领域,《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1959)作为国际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儿童的生存处境并致力于改善之,这是一个缓慢的影响过程。1979年为国际儿童年,各国通过媒介手段,广泛宣传全世界儿童的处境,加之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对边缘群体的彰显,以及对妇女与养育孩子这一主题的讨论,等等,这些酵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处于社会边缘的儿童群体开始引起了较多的关注。同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酝酿、讨论直至1989年颁布,需要广泛的学术探讨、实践调研、文化推广乃至思想批判。当然,在以上这些因素中最为根本的是儿童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以及成人通过各种童年制度规训、控制、忽视儿童的状况依然得不到改观,儿童的生存处境总体而言仍然不容乐观。加之逐步升级的战争浪潮,饥饿和经济的灾难,都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孩子以及他们的处境。 因此,可以这样概括,新童年社会学的兴起本身就是后现代社会建构思潮引发的一场致力于社会批判和改良的运动,研究本身包含着揭露和批判现实的行动,有着变革现实中不合理状态的诉求,它旨在从更宽广的社会结构框架中检视成人与儿童的关系,为儿童争取社会地位,为儿童赋权,为儿童作为人类群体中具有平等权利的自主个体而努力,从根本上来讲是批判的、实践取向的。 二、新童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对于新童年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和基本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者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概括(William A.Corsaro 1997;Allison James,Chris Jenks,Alan Prout 1998;Michael Wyness 2006;Jens Qvortrup 2009;Harriet Strandell 2010等),总体而言,新童年社会学主要有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也被称为结构取向和行动取向),并且二者后来逐渐走向统一。需要说明的是,结构理论和建构理论是新童年社会学内部狭义上的划分,就思想性质而言,Jens Qvortrup所代表的社会结构论和Allison James、Alan Prout等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都是在社会建构思想框架之下,将童年视为社会文化的建构。 (一)童年是一种社会结构 Jens Qvortrup被视为最先将童年放置在社会学版图中的人之一[1]165-185,他是国际社会学协会童年社会学分会首任主席,并在20年来的新童年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童年研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987年至1992年期间,Jens Qvortrup主持了一项由欧洲社会福利政策和研究中心资助、西方15个国家参与的一个开创性童年研究项目——“童年作为社会现象”。这个大型的国际项目的开展使得欧洲,特别是西欧成为新童年社会学的重镇,该项目也成为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开山之作”。项目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我们怎样描述童年的社会地位?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它“致力于将结构的、社会学的和经济的理论与方法用于童年研究,并将童年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2]119-124,“为孩子们和童年提供概念上的自治(Qvortrup 1994)”[1]转引自165-185。Qvortrup(1993)总结了该项目研究取向的新颖之处表现在[2]119-124:首先,它将儿童(children)视为社会的群体,相应地,童年被视为社会范畴;其次,它从当下的情况出发来思考童年,也就是说,当他们是孩子的时候,童年对这些孩子们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它不是依据童年对这些孩子的成年意味着什么来考察童年。该项目研究同样表明,童年的机制必须被视为历史的,而不是个体的,童年的变化是就社会学的术语而言的,其根本旨趣是童年的生活内容怎样随各种社会变量发展变化,而不是单个的孩子怎样长大。但是,即便童年的实际生活状况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童年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是不变的。Qvortrup后来(2007)补充道:“儿童在社会思维中没有家,我们的目标是识别和安置这个家,这个家的名字就是‘童年’。这个家是大还是小,是好还是坏,它首先是所有孩子的家而且是只为孩子存在的家。”[3]26该项目研究被视为西方新童年社会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92年该项目完成后,项目组通过一次国际会议呈现了研究的理论、方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受此项目的推动,1993年1月创建了国际儿童观察网站(奥斯陆),同年,挪威创办了新童年社会学的刊物——《童年》,Qvortrup是该刊物的合作编辑(1999-2008)。项目研究的以上认识被概括为社会结构理论,成为西方新童年社会学重要的理论取向之一。William A.Corsaro(1997)、Mayall(1996,2002)也认为童年是一种社会结构形式而不是一个预备的阶段。结构理论在于探究将童年视为一个社会存在的可能性,一个可见的社会范畴。该理论认为以往的发展和社会化理论将儿童期视为为成人做准备的时期,儿童居住在临时的社会空间,童年的存在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有通过在这个准备期习得一些适宜的技巧和能力,以便能够走向成人的生活。儿童由于缺乏人的社会价值,在社会结构上能见度低,这不仅让他们更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同时这种忽视和侵害也更难为人们所发现。结构理论将童年视为儿童的“家”,儿童只有通过在社会结构中取得一个位置,才可能去挑战他们所处的边缘化和暂时性的社会地位,儿童的存在才能获得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