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1;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5)05-0013-07 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是中国历史上继殷商之后的朝代。周武王灭商以后，定都镐京，西周建立。西周在取代商朝的同时，也接受了商朝的文化系统，特别是有关“天命”的观念。西周建立之后，商朝的天命观经过了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的整理改造，成为立国的政治法理基础，进而形成了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天德”观念。 一、从“天命”观到“天德”观的变革 天命观是一种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的思想观念，它认为自然变化、社会运行和人的命运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天)所主宰，人必须而且只能屈服和顺从它。 天命观的起源可追溯到夏朝。舜禅位于禹，禹传位于子启，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开创中国近四千年世袭的先河，中国历史上的“家天下”，从夏朝的建立开始。由于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历来传贤不传子，即部落首领之位只传给贤能之人，而所谓贤能之人最重要的就是有德之人，是否有德成为是否禅让的决定性条件。相传尧老时，其子不肖：“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1](《尚书·益稷》)故尧请“四岳”接替自己的职务，但“四岳”辞谢说：“鄙德忝帝位”，让于舜。舜之子商均也德薄不成器，所以舜禅位于禹，而禹则传子不传贤。为了使这种家族传承的世袭制度“名正言顺”，夏王朝提出了“天命”观，宣扬王权乃来自天命，论证其合法性。《尚书·召诰》记载：“有夏服天命”，《礼记·表记》也记载孔子说夏代尊天命，即是说夏王朝是受天之命来统治万民的。由此，禹之后的夏代历代君主一方面总是以上天的代表自命，如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时，他完全依持于天命：“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恭行天之罚。”[1](《尚书·甘誓》)另一方面，虽然夏也谈“德”，如“克明俊德”，“皋陶迈种德，德乃降”[1](《左传·庄公八年》)，但其过度依持天命，从而必然导致其逐渐抛弃了禅让制时代的重德传统。从启始直到桀止，大多是德薄甚至于失德者。《墨子·非乐上》评说夏启道：“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史记·夏本纪》记载：孔甲(夏第十三代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尚书·仲虺之诰》批评夏桀说：“有夏昏德，民坠涂炭。”结果夏朝传十四代，到夏桀时，为商朝所灭。 夏王朝出现“天命”观，直接的动因无疑是为了论证“家天下”世袭制度的合法性，然而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于古代中国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农耕经济很早就发展起来。农耕经济的关键是“天气”，风调雨顺则丰收，百姓可安居乐业，反之则失收，民不聊生。而“天气”的好坏在于“天”，“天”对于立足于农耕经济的人们而言，举足轻重，甚至于决定其贫富和生死。而那时的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自然科学极不发达，人们还无法正确认识自然力量“天”的威力，还不能理解人世间的贫富生死，他们将“天”拟人化，以为天上有一种超人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存在，人世间的一切是上帝神的安排和命定的。而这种“天命”观，恰恰满足了统治阶级实行“合法性”统治的需要，必然“因势利导”地大力推广，从而成为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商朝取代夏朝后，一方面继承发展了夏朝的“天命”观，把天命思想与宗教迷信紧密结合起来。《礼记·表记》篇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王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即“下帝”也称天子。商王又是神的化身，他们自称可以与神相通，与神交往，死后升天在上帝的身旁陪侍。商王及官吏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先经过龟骨的占卜，讨得吉兆后再去施行，从而把一切活动都与神挂上钩。“殷人迷信鬼神、上帝，认为通过甲骨卜兆显现出来的鬼神、上帝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2](P35)另一方面，商朝也注意到了人事的重要意义。《尚书·盘庚上》说：“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盘庚强调灾祸由人自招，人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人们应当“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一切按道德办事，惩恶赏善。为了让人们重视人事道德，商朝统治者开始把“天”与“德”联系起来。《尚书·高宗彤日》说：“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意思是，上天考察下民，主要看他是否循义理行事。上天赐予人的年龄有长有短，不是上天有意缩短人的生命，而是臣民自己行为不合义理招致短命的。臣民中有的不按照义理办事，又不反省自己的罪过，上天便惩罚他以端正他的德行，他却说：“应该怎么办啊？”这不晚了吗？强调顺从道德乃是天的意志，如果有人敢不顺从德，上天就会处罚他。商朝前后能够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余年，可以说与商朝统治者注意到了人事的重要意义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