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无主义的现代批判史上，从马克思经尼采再到海德格尔，各居要津，但也见证了批判力度的减势。马克思不仅洞察到虚无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加剧的异化及其拜物教的必然结果，而且坚信通过人的历史性解放能克服虚无主义。尼采则宣称虚无主义是上帝退场之后人必然面对的主题，其主张废除理性化的、消极的现代虚无主义，回归基于其强力意志的古典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承接尼采，且更为原创地将虚无主义看成是存在离弃存在者的结果，对于价值虚无主义，则只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展开追问。海德格尔判定马克思的学说乃是“新时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的论说，并且得出“马克思将虚无主义推到极致”的结论。海德格尔存在论性质的虚无主义探讨颇显力道，其对马克思有关虚无主义的判断也已具有某种现成性，在海德格尔之后，现代哲学及后现代哲学实际上中止了虚无主义的批判。然而，时代精神却仍然不可遏止地陷入由马克思明确判定、但却为尼采完全否定且为海德格尔不屑于提及的价值虚无主义。在如此状况下，基于唯物史观及其人的解放学说，依然还存在着重思与持续开发的必要。 到黑格尔那里，西方用以抵御虚无主义侵蚀的观念论传统发展至顶峰，并且，通过发挥世界历史概念，精神哲学与历史哲学统一起来。但马克思完全不打算承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是从实践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宗教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拜物教批判等各个方面展开对黑格尔观念论的批判。对工业及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了清晰的判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这一表述绝非意味着让人们接受现代性，而不过是马克思进一步展开实践批判的认识论前提。对于现代性及其资本主义状况，马克思1843年的反应是“愤怒”，1848年的反应则是“革命”。而在1845年其新唯物主义形成之时，有关实践批判及其意识形态批判思想即已经成熟。“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这里，“哲学家们”不仅指旧唯物主义者，也特别地指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跪着造反”的观念论哲学家们。 依照现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判断，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在其历史方向上同样导致了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则直接断定马克思“将虚无主义推到了极致”。③海德格尔的断定看上去针对马克思1843年“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的命题，但他显然无意于在人们习惯了的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的差别的论域里展开讨论，而是将论题置于其特定的形而上学论域。在海德格尔那里，马克思有关人的本质的阐释从属于其反形而上学以及超越人道主义的基本意向，因而海德格尔实际上把由马克思学说中开出的虚无主义，置于其所谓“存在的虚无”。与诸多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哈耶克、柏林、波普)与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如韦伯、罗素、洛维特、列奥·施特劳斯、阿伦特)等直接反对唯物史观能够实质性地包含或导向人道主义相比，海德格尔这位右翼传统的思想家，则是通过“高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并将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批判与其存在的虚无关联起来。不过，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海德格尔完全没有进入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论域。 紧要的问题依然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与现代虚无主义的关系。通过揭示人的活动(经济的、政治与文化的)，进而揭示历史的属人性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神学与形而上学的双重祛魅与批判，对于既有的神意历史与形而上学观念史而言，无疑是一种虚无。启蒙时代以来，历史哲学的诞生即被看成是虚无主义的根源。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走得更远，即把虚无主义看成是启蒙逻辑本身无力于回应现代性的精神表征，并把无神论推进到历史领域，从而揭示了人的历史主体性。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了清晰的肯定：“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存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既然人和自然界的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④因而，首先是承接启蒙的基本传统，即对基督教或神性历史的虚无，进而确证对历史进步的新的规定与信念，就此而言，马克思毫无疑问与一切现代虚无主义区分开来。马克思断言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⑤，即显示出他对历史进步的高度自信。在这里，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中轴，对现代性的诸多构成因素进行了全面剖析，解开了此前被人为遮蔽的“历史之谜”。对于基督教所谓“上帝从无中创造整个世界”而言、对于黑格尔的“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而言，马克思的批判当然意味着一种虚无化的否定；对于当时由实证主义、国民经济学以及社会进化论所助长的单一线性的历史进步主义，马克思的批判也是批判性的遏制——这些思想在当时已经是虚无主义的反映。马克思强调的实践逻辑及激进思想，对于破除旧的世界而言，显然是其虚无化的手段，且是必要的、无法替代的正义力量。 马克思在阐释其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也不断展开对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行动哲学(如赫斯、施蒂纳、普鲁东、巴枯宁)的批判，而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其行动哲学，同样也是当时盛行的与虚无主义同源的社会政治思潮。马克思一生都没有停留过对这类思潮的批判，甚至于频率高过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自己的哲学与社会政治学说尚未形成时，对古典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同时进行的，而在形成并巩固自己的唯物史观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批判矛头不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说通过无政府主义政治原则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话语)。因此，对此前历史的虚无化，绝不表明马克思思想本身就是虚无主义。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建构了关于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逻辑及其价值。一般地说，这是启蒙思想尤其是法国启蒙理想的进一步表达，但实质地说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开启的人类解放思想，实具有新时代的意义与价值。马克思开出的显然是迥异于并遏制价值虚无主义的正价值，至于这一正价值本身可能会对激进的历史及其乌托邦过度自信，则另当别论。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有其“原则高度”，与虚无主义不能混为一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