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09～0001～05 城市化的复杂性、政治效应日益突显，推进与研究城市化，日益需要一种政治与政治哲学的视角。反思现实，一方面，二战以后席卷全球的城市化浪潮，与政治的推动有很大关系，没有国家、政府的政策调整、综合支持，很难有当代城市化；另一方面，由政治所启动和推动的城市化，又对当代政治产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影响与挑战，要求并导向对已有政治运行原则、运行方式的调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城市化将日益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政治后果、政治效应。在认识、把握政治对城市、政治运行对城市化的深刻影响与作用的同时，从政治学、政治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维度，对城市化的政治效应进行专题研究，对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政治生态”，建构稳定繁荣可持续的城市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市化的政治效应：历史转换 文明变迁中，城市与政治如影相随，从未分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城邦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城市与文明具有同步性、同一性。“文明和城市在历史上就是珠联璧合的——拉丁文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源。”[1]文明与政治也具有同步性、同一性。“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ivilis’，含义为‘公民的’。这个词由罗马人创造，用以区分以城市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中作为公民的罗马人自己和处于罗马人的地中海帝国边缘沙漠和森林地带的‘低等人’。”[2]反思世界文明史、全球城市史或政治变迁史，可以发现，城市、文明、政治这三个概念内在相关。城市是文明与政治的空间载体，政治是文明与城市的现实底蕴。城市与政治一直相互影响、相互生产。城市及其变迁受政治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特定形态的政治往往建构、生产特定形态的城市，而不同形态的城市也往往确认、表征、生产着不同形态的政治。城市及其变迁一直具有深刻的政治效应。 人类文明的早期，也是人类建造城市的早期。在这个时期，不同的城市形态就已经对应、催生不同形态的政治。在芒福德看来，自然、城市与政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埃及的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同美索不达米亚形成尖锐的对比，甚至它们主要河流的特性也互不相同，流向相反。”[3]64埃及的城市政治是在一种相对温和的自然环境中生成的，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政治的生成环境则相对恶劣一些。“其中一种表现出沉静和信念，另一种表现出剧烈的不安；一种始终为危险和忧患所困扰……另一种则相信……深知岁月将周而复始年年如意……一种以城堡构成了权力的坚固核心……另一种则以村庄的有组织仪式典范调和了各种新的社会力量。”[3]94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条件相对恶劣，人地矛盾相对严峻；埃及的地理条件相对优越，人地矛盾相对宽松。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往往采取封闭、密集的形式，以城墙作为重要标志；而埃及的城市则采取开放、松散的形态，没有城墙。以不同形态的城市为背景，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建构起不同形态的政治，在美索不达米亚，是世俗权力强于宗教权力，在埃及则相反，是宗教权力强于世俗权力。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埃及的例子说明，不同的文化地理往往催生不同形态的城市，而不同形态的城市又往往催生、造就不同形态的政治。 到了古典时期，也就是古希腊与罗马时期，城市变迁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清晰。“城市和乡村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一种和谐一致，它们并不是生活中两个对立的方面。”[3]137“希腊城市就是这种很典型的村庄的联合，或称之为联村城市。它有时是由自愿的民主方式产生的，有时，例如雅典本身的情况，则是由国王强制形成的。而不论哪种情况，城市本身的凝聚力都不是完备的，对城市的统治也不是绝对的。”[3]133希腊的这种城市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希腊的政治是一种特定的民主制。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古希腊城市的特殊性，决定了古希腊政治的特殊性。到了古希腊的后期，城邦走向殖民与寄生，同时，其政治也开始从民主走向极权。到了罗马时期，以殖民、奢侈为特点的城市战略，决定了罗马政治的专制与必然的没落。“正是罗马城的浩大、贪婪使这座城市走上了自行毁灭的道路，而且从未满足过自身的需求。”[3]232“寄生经济和掠夺政治制度共同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罗马式的城市组织惯例。”[3]245在这种畸形的“城市—政治生态”的左右下，罗马帝国在走向强大的同时也在不断积聚深刻的危机，并成为“反向发展过程的绝好例证……变成了城市发展失控、从事野蛮剥削以及追求物质享乐的这样一种极可怕的典型”[3]256。古希腊与罗马由盛而衰的过程说明，没有合理可持续的城市战略，也就没有合理可持续的政治生态。 近现代以来，商业城市、工业城市等新型城市的兴起，培育了新的政治主体、政治诉求，也培育了新的政治格局。中世纪后期近代早期，以新兴的商业城市为场域，诞生了以自由、民主为特点的现代政治意识。“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是有一些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世纪晚期时意大利包容了欧洲各地最先进的城市社会。”[4]可以说，没有佛罗伦萨、威尼斯等近代城市的兴起，也就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没有现代政治的诞生。“到17世纪时，资本主义已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从那以后，城市扩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人、财政金融家和为他们的需要服务的地主们。”[3]427商业城市、资本城市的兴起，必然导致以资本为主体、服务于资本再生产的现代政治。到了十八九世纪，资本与大工业结合，使工业主义兴起，“工业主义，19世纪的主要创造力，产生了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极端的恶化的城市环境。”[3]462在发展与壮大中，“资本主义破坏了城市生活的结构，把它放在一个新的不具人格的基础上，即放在金钱与利润这个基础上。”[3]432也造就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严重对立，造就了对城市社会具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的不同政治力量，生成了新的政治格局、政治斗争。可以看到，近现代以来，城市对政治的影响，城市的政治效应日益突出，日益明显，城市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角逐的场域、竞争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