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4～0009～06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也包括我们自身。面对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否解释当代世界历史图景，这一诘问摆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前。对此，概括地说，有这样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拒不接受任何改变、全盘接受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有语境与原则的“教条主义”者；二是质疑、解构与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三是在坚持马克思基本思想原则基础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建构与丰富的当代思想家。笔者认为，由于不同于传统的物质生产类型的“空间经济”(服务型产业、房地产与信息产业等)、虚拟经济等的崛起及其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促使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发展自身，否则以一种低于历史水平的理论框架去解释现实，必然引起理论自身合法性的丧失。因此，如何丰富与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不仅是现实提出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理论发展的必然。 实际上，质疑与颠覆总是比建构要容易得多，在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建构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主要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建构，及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兴起等。在众多的重建之声中，笔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危机的解读丰富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但是缺少对于当代资本创新形式的具体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索亚、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人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转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建构，不仅回应了当代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质疑，而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使社会批判理论再次转向对于“原本”——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资本的批判。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他们依据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本性及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指出了空间资本化的内在悖论预示着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界限及其总体性危机的到来，从而使空间批判与解放政治直接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生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根本上遵循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性发展与理论的自我更新，而发展与建构就是对质疑的最好回答。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围绕它的争论与修正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从没有撼动过它的基本原则，即承认历史发展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的有规律的发展，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未动摇。然而，自20世纪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转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质疑与瓦解”首先在西方国家开始。一些学者主要从方法论与基本内容两个方面展开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在方法论上，以安东尼·吉登斯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着“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在解释历史时存在着“化约论”、“进化论”和“功能论”三个方面的错误，已经不能对现时代的复杂社会状况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在他们看来，以经济与阶级为核心解释历史发展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单一化的、线性的理解，“资本主义却并非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1]1，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内容上，以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与非物质性生产(信息、服务等)的增加，生产的基础性地位日渐消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无法解释当代社会的新的发展形势，它主要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框架，再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已经不能充分解释了。一句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了根本质疑。 对此，我们需要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遭到了其有史以来最大的诘难，只有搞明白内在动因，我们才能够从容应对，即避免刻舟求剑式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避免妄自菲薄的全盘扬弃。具体而言，这种质疑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实的实践总是对理论产生质疑的直接来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及其当代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促使人们开始动摇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社会形态理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无可选择的、永恒的存在，而资本人格也成为“历史终结之后”的“最后的人”。1989年，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发表曾经轰动一时，在福山看来，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大规模失败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最终胜利，这将是“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胜利、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2]1代序早在一个半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丧钟已鸣”的预言已经失效，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预言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没落和垂死的阶段”，这一预言至今也没有实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在今天更为平稳而繁荣，甚至资本主义的原则与价值观已经成为全球的发展标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自由主义者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灰飞烟灭了”。[3]24实际上，这一短暂的狂欢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漫延，使《资本论》再次成为思想界热读的著作，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应该说，历史唯物主义合法性的危机具有深刻的时代创伤与思想基础。齐泽克在分析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与18世纪雅各宾派的区别之时指出，20世纪的暴政经过了历史必然性知识的中介。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前提条件在于，相信人类历史有一个内在的终极目标，该目标的实现将是历史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说，历史有规律地向前发展。在最好的情况下，历史进程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政党的精英分子先行达到对于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与引导，然后再灌输给无产阶级，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了实现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问题在于这个主客体的统一很容易走向“斯大林主义”，即历史规律成为了中介，政党可以假历史之名，为自己的专制与暴行提供合法性依据。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无论是封建时期打着“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还是现代革命中以“为真理而斗争”之名而转变为专制与牺牲之温床的某些运动。因此，有预见的俄罗斯思想家们在分析苏联的社会实践时指出：“人的生活的可怕之处在于，善是借助于恶来实现的；真理是借助于谎言来实现的；美是借助于丑来实现的；自由是借助于暴力来实现的。为了实现善的目标而造成了极大的恐惧。”[4]52换言之，他们不赞成使用任何恶的手段实现目的，同时却打着善的幌子。更进一步而言，即便存在着那个从未实现的“水晶宫”(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然而对于当下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的生命存在是最重要的，为未来的、可能的幸福而牺牲当下生命，这是否应当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极端地说，哪怕牺牲一个小孩子的眼泪都不可以。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是不能被“二二得四”一类的事实、必然性、规律等所统治的，“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5]205。应该说，当代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质疑，与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紧密相连，具有政治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