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股“穷游”之风在年轻人中盛行开来，用最低的成本来完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依靠网络这个强大的资讯分享沟通平台，把很多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如“80后小夫妻抱娃穷游，3岁宝宝足迹遍10国”、“无锡小伙穷游全国：途经26省，行4万公里”、“女子穷游37国，专拍正妹组成世界美女地图”、“重庆大三男生穷游全国只花600元”……2012年一本旅行随笔《我就是想停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的畅销，更是助推了年轻人对于“穷游”的追求与变现，使得“穷游”成为一种新兴的自助旅游方式。同时，它体现出来的生活理念对当今主流生活方式的冲击，更使“穷游”演变成一种新兴的亚文化，并借由互联网新媒介营造的传播生态圈，打上了新时尚的标签。那么，“穷游”作为一种新媒介时代的亚文化，为何会日渐流行，它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又具有怎样的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所在。 一、兴起：抵抗与诱惑并存 依据美国学者科恩对旅游者的划分，一类是制度化旅行，以团队大众旅游者、个体大众旅游者为主；一类是非制度化旅行，包括探索者和漂泊者。[1]毫无疑问，穷游者属于科恩笔下的非制度化旅行，与大众旅游比较起来，“穷游”这一小众行为，其特点集中体现为低预算的旅行成本，行程完全自助且极富弹性。不同于团体旅行的牵绊，“穷游”更为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自我认知与生命体验。 考究“穷游”的起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四处游荡、四海为家的嬉皮士一族虽只是一群边缘性的旅游者，但可看作是“穷游”的先锋者。从“垮掉的一代”中演化而来的嬉皮士一族，以出走社会的方式，追寻心灵的归属，成为对抗、反叛社会既成价值观的一代。最能体现嬉皮士这种风格的，莫过于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小说为年轻一代勾勒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流浪远方。《在路上》被视为探索个人自由的主题和拷问“美国梦”承诺的小说。这位影响深远的作家通过写作，为读者刻画了“西部原型的力量和流传至今的拓荒精神”，描绘了一幅开阔的原生态自然人文画面，也找到了他自己的声音和真正的主题——他自己作为局外人要在美国寻找一个位置的故事。如此来看，游的目的真正是为了“寻找”，其寻求的特定目标无疑是精神领域的。换而言之，“穷游”的兴起，一方面正是年轻一代对所在社会现状的一种“仪式性”的抵抗，另一方面又是源自“生活在别处”的远方诱惑。 (一)对都市喧嚣文化的抵抗 当下的都市生活，写满了金钱至上、冷漠无情、环境恶化、喧嚣浮华。作为当下“穷游”的两大年轻主体群，一个是工薪层，一个是在校大学生，基本上涵盖了现今的80后和90后年轻人。80后的工薪层在经历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大洪流洗礼后，本以为通过知识这一渠道找到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可是来自社会现实的极大压力，“一毕业就失业”的魔咒，为成家、立业传统主流使命所驱使，80后过早地成为了房奴、车奴、孩奴的代言人，这一切都使得80后一代年纪轻轻，就似乎在一夜之间，集体变老了，《人民日报》曾评论称“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变得暮气沉沉”。80后为此也打上了“暮气沉沉的一代”的新标签。当社会进步的齿轮是以物质作为杠杆作用时，曾经推崇的精神至上也拜倒在物质极奢的石榴裙之下，类似于“宁可坐在宝马上哭，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价值观取向，使得拜物主义和金钱主义大行其道，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并未随着“知识改变命运”口号而提升，反而陷入了知识贬值带来的地位沦丧，以各种物的极大丰富性来定义的成功，冲击了80后一代所受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因此，逃离现实环境的残酷与无情就成为工薪层的不二选择。在此过程中，一句“生活不只有苟且，还有诗与远方”，让年轻人们生出了更多的关于“年轻人，怎么应该只在格子间里消耗自己的人生”的质疑，从而在自由与别处找寻生命的意义，体验生命的乐趣，通过这种“苦旅”的形式逃离“纸醉金迷”都市喧嚣文化与生活。 而对于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的成长环境较之于80后，更为独特与复杂，各种输在起跑线上的“二代”式的现状，各种创业致富、“屌丝逆袭”式的典型展示，使得“知识”成为最无资本的炫耀和最尴尬的华丽。他们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时代的生命体，独生的家庭环境使他们对于自我的重视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他们对于偶像的追求，也是具有特立独行个性的个体。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构建的社会“拟态环境”，使得这一代对于社会与世界的认识更为多样化，而一贯以“别人家的×××”来表达的批判，更激起了90后对远方的向往与渴望。另一方面，被贴上“孤傲、叛逆、个性、不随大流的特质”的标签的90后，由媒体自动充当着他们的代言人，处于“失语”状态的90后群体，“总是被一些媒体在道德和商业的混乱驱动中随意制造和粗暴定义”，[2]因此，其表达自我的方式也就变得更为另类。作为一种另类的旅游方式，穷游便也成了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