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笔者应邀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文章提出我们在欣赏巴勒克拉夫等人的远见卓识，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的“全球历史观”的同时，不能对“全球历史观”所面临的多种挑战视而不见。这种挑战首先表现在“全球历史观”的影响力依然有限，没有能够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精髓；第二是时代背景的转换对“全球历史观”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对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进展视而不见，不能仅仅体现为对非西方国家历史公正阐释的追求，而应该体现为对“西方中心论”和原来意义上“全球历史观”的双重超越；第三是应对当时迅速崛起的全球化的理论探讨对“全球历史观”构成的理论挑战。笔者认为“全球历史观”面临一种困局，即在原来意义上的“全球历史观”尚未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它已经开始遭遇伴随全球化的迅速进展而来的全球化理论群的强烈冲击。时代的发展似乎超越了“全球历史观”的行进速度：在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任务尚未完成，“民族主义的冲动”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理论群迅速崛起似乎掩盖和超越了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界对“全球历史观”的不倦探索。① 十年来，中国学界在全球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显著，可以说中国学界正在使中国成为美国以外对全球史研究最为青睐的国家。中国学界译介了许多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全球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和重要论文，并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全球史评论》的出版为核心，聚拢了一批国内外全球史研究的名家，使全球史研究迅速成为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话一个窗口。但是，全球史研究的专著依然少见，全球史研究与全球化理论的探索并没有交融到一起，“全球历史观”更是展现出多重见仁见智的局面。无疑，全球史研究包括对全球史观的探索，依然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首先，全球史观只是一种新提法，还是在反思和批判以往世界历史研究中不同理论和方法基础上的超越和创新？如同其他从西方引进的新概念一样，全球史过去十年在中国也引发了诸多解读和争议。②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学界有学者承认“全球史观”的存在，但并不认为它有什么新颖之处，“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世界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下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③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一批学者认为全球史观在中国的流行与全球化的深入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地区越来越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越来越以全球的眼光看问题，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向人们提出了重构世界历史的新要求。这样一种观点实际上超越了视全球史观为西方“舶来品”的认识，而与中国深度介入全球化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有学者认为“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并不是指以某种单一性主题及其代表的价值观为中心来重构世界历史，从而取代原有的单一性世界历史叙述，它事实上旨在以更多的单一性世界历史叙述丰富已有的世界历史叙述，并将选择甚至重构的权利交予大众，避免某些文化精英假借客观性世界历史之名，行垄断世界历史解释权之实，最终令世界历史叙述重新回到现代性的阴影之下。”④ 很显然，对全球史观的不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们对历史研究本身性质和价值的判断，但又不可避免地与历史研究和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再次直接联系在一起。历史研究是否需要服务于现实需求？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如果我们面向当前的图书市场，我们会发现世界历史方面的图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比较受欢迎的图书种类，特别是全球史方面的作品(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已经畅销中国十多年)。这些作品有别于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古代—中古—近(现)代”三段式的世界历史解读体系，而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理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视角。这说明中国的读者愿意以不同的视角来了解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些作品大多都是翻译过来的，其中尤以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和本特利的作品最受中国读者的器重和欢迎，而中国学者的原创性作品很少。中国学界关于全球史观的争论至少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两点事实：中国学界已经不再仅仅把全球史观当成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乃至全球化问题的探索联系在一起，包含了中国学界自己对全球化和全球史的理解和判定，超越了简单的引进和借鉴，但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学界关于全球史观的争论和全球史研究的探讨不断走向深入，但还没有能够汇集成全球史方面的系列作品，能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与美国学者的全球史作品一争高下。 第二，全球史研究是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还是整个学科的升级换代？全球史观能否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灵感和动力？无论接受还是排斥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大都承认全球史观与古往今来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沿革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但在全球史研究和全球史观的定位问题上却众说纷纭。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全球史的视角不是对以往世界历史编纂体系补充和更新，而是从一个全球化的视角来追溯世界历史的演变，其中包括把中国历史的解读置于一个中国与周边和其他地区互动的环境之中，发现了不同的结论和场景，与原来意义上的世界史不能画等号。⑤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史依然只是世界历史编纂的方式之一，“因其对人类过往所持的全球视角，以及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彼此联系与交相互动的重视，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当今的世界史研究，使之更能满足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一种新的叙事的需要”。但对多数学者来说，当前的世界史和全球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对象上，都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并不存在本质差别。⑥这两种貌似矛盾的情形恰好进一步说明中国学界对全球史研究和对全球史观正在形成多样化的理解，超越了简单化和片面化的认识，说明在对待全球史观和全球史研究的问题上，中国的学术界正在成熟起来。实际上，经过中国学者理解和演绎的全球史观已经渗透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为中国学界读懂世界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众多世界史的方向和领域之中，国际关系史的编纂或许能与全球史观更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学术界，国际关系史的编纂大都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起源和演进为开端和主线，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建构在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解读基础之上的。但是，冷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让最近几百年来被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所掩盖的历史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世界秩序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崩塌和重组，很可能是近代以来最具历史性的崩塌和重组。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改变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平衡；另一方面，是“套”在中东和非洲国家身上的“民族国家”外衣正在被撕破，种族、宗教、教派、部落之间的矛盾挣脱开国界的束缚，演变为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十多年前杜维明就曾指出：“现代西方加强自我反省，就能认识到，根源于具体社群的原始联系是怎样促成了现代社会经历的不同形式。”⑦只有立足于揭示这种“原始联系”，国际关系史才能阐明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而这也正是全球史观所倡导的，也正应该是全球史研究所应涵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