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皇会在澳洲的兴起  

——基于《东华新报》的媒体传播理论与量化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海蓉(Phoebe H.Li),女,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暨华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所(New Zealand Asia Institute,university of Auckland)与新西兰怀卡多大学社会科学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WaiKato)荣誉副研究员(Honorary Research Associate),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洋洲华侨史与媒体传播,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论文对澳洲华侨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东华新报》的内容进行了量化分析,并重点考察了保皇会运动在澳洲的兴起背景。认为从海外华人世界看中国,《东华新报》为我们了解晚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戊戌政变后风云变幻的混乱格局,开启了一扇别样的窗口。其报道的关于康梁保皇会在海外的活动,为我们进一步审视19世纪末澳洲联邦成立前后,当地新兴民族主义催生之排华情境下,澳洲华人如何处理跨国境遇以及反思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提供了新视角。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D634.3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5)02-0067-11

      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海外,开始了海外的流亡生活。纵观学界现有康梁研究,有关其政治及学术思想尤其是有关戊戌维新的著作及文章,浩如烟海,蔚为大观,相形下,二人十几年海外流亡经历的研究却极其有限。①流亡期间,二人以保救光绪皇帝为名,倾力动员散落世界各地的华侨,继续其变革中国的政治活动。《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载,1899年农历6月,康有为于加拿大最先成立保皇会,其后“遣门人徐勤、梁启超、陈继征、欧榘甲分赴南北美洲、澳洲二百余埠成立(保皇)分会。会员至百余万人,为中国未有之大政党。”[1]目前,海内外研究者有关保皇会分会总数的说法依然不一,但林林总总的康梁研究显示,保皇会曾经是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超级跨国组织。②本文重点关注保皇会在澳洲的发展情况。

      关于澳洲保皇会的研究,较早见于杨进发(Ching Fatt Yong)1966年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完成的有关澳大利亚华侨史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于1977年正式出版成书。[2]其后,数位澳大利亚学者有关澳洲保皇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梁启超的澳洲之旅。③《梁启超年谱长编》载,1900年,梁氏“应澳洲保皇会之邀,始于八月自印度槵伽岛乘英国轮船,为澳洲之游。”[3]1900年10月25日,梁氏抵达西澳弗雷蒙特(Fremantle),到访西澳后,又赴南澳新南威尔士及维多利亚。所到之处,梁氏与华洋各界纵谈国事,大力宣扬保皇会,以募集捐款。1901年5月,梁氏宣布自悉尼告别澳洲。尽管梁启超的澳洲之旅学界已有较多了解,但保皇会运动何以在澳洲兴起,现有研究仍缺乏深入的探讨分析。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弥补学界研究这一缺憾。

      现有涉及澳洲保皇会的研究,主要依赖征引《东华新报》相关内容。《东华新报》1898年6月创刊于悉尼,1902年8月更名为《东华报》。直至1936年倒闭期间,该报一直是澳洲华侨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④早期《东华报》为澳洲保皇会机关报,其内容不但忠实记录下保皇会在当地的发展情况,而且还频繁报道康梁的海外行踪及保皇会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不同于以往学者零星引用《东华新报》相关内容的研究途径,本文力图运用媒体传播学的理论与量化分析方法,全面解读该报自1898年6月始发至1901年5月梁启超旅澳期间的新闻及评论。笔者旨在立足澳洲华人社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保皇会运动在海外的兴起。

      一、19世纪末的悉尼华人社会与《东华新报》简况

      据澳大利亚官方记载,这个国家最早的中国移民为1818年以自由民身份抵达悉尼的麦世英(Mak Sai Ying)。[4]尽管直至19世纪50年代,已有相当数量来自厦门及香港的中国劳工抵达澳洲,[5]但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潮则是由1851年开始的。这一年,新南威尔士及维多利亚两地骤起的淘金热引发了中国移民潮。这些中国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们与远赴加利福尼亚和英属哥伦比亚的广东淘金客十分相似,以务农与小手工业者居多,有着共同的血缘与族群关系。

      然而,自1855年起,持续的中国移民潮却被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政府不断系统完备的排华法律法规所中断。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最终确定了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⑤除了澳洲官方实施排华政策的强制性因素以外,造成澳洲乃至海外其他地方华人人口无法递增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华侨不断地自觉性返乡。正如香港学者冼玉仪(Elizabeth Sinn)所特别强调的,华侨回归侨乡是一种习惯,或者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6]对于侨乡众多的成年男子而言,在国外打拼有所积蓄,将劳动所得汇回留守家人,最后荣归故里,能经历此三个阶段,才算完成一个正常的圆满人生。

      19世纪末,大多数的澳洲华人已离开日益凋敝的采金矿区,向大城市或城郊地区移居。190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新南威尔士的华人人口过万(包括10,063名男子和159名女子),几乎占澳洲华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悉尼的华人人口总数为3,474人。[7]研究悉尼城市历史的学者雪莉·菲茨杰拉德(Shirley Fitzgerald)提供了很多19世纪末华人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情况。由于聚集着众多的华人商铺、旅店及寄居会所(Lodging Houses),以乔治街(George Street)、高宾街(Goulburn Street)、皮特街(Pitt Street)为中心的禧市场(Haymarket)周围地区构成了唐人街。[8]1901年有关新南威尔士华人职业的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华人社会的结构,其中最大的群体从事经济性园艺种植(3564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蔬果店经营(650人)。另一较大群体为矿工(1019人),余下的主要为各类体力劳动者。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富商巨贾(72人),⑥普通商铺店主(290人)以及商务文员(226人)。[9]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