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麦金太尔在《After Virtue》中对现代管理理论和管理者所提出和坚持的关于管理的“有效性主张”(the claim to effectiveness)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之所以进行这种批判，并非由于他一时的冲动或偏好，而是他批判当代西方道德话语和道德文化、重建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论传统这一整体思路的必然要求。考虑到管理的有效性问题是现代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这里将从理论致思和现实佐证的角度对他的批判进行分析，以求对管理的有效性问题作出更进一步的讨论。 一、管理的有效性主张的情感主义本质 麦金太尔对管理的有效性主张所进行的批判，是以他对当代西方道德话语和道德文化的诊断、分析和批判为文本语境的。他认为，当代西方道德话语中各种对立的道德观点之间争论的无休止状况和明显不可公度性，表明当代西方道德观在本质上已经是情感主义的，或者说情感主义已经在西方道德文化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从道德思想史的演变来看，这是18世纪至19世纪在英国、德国、荷兰、法国、丹麦等国家盛行的“启蒙文化”以拒斥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论传统为前提，对道德提供合理性证明的各种努力最终陷于失败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麦金太尔的观念中，任何一种能够称得上理论的理论，都不会是无关乎现实的纯粹理论，理论和现实总是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不应当存在两种历史，一种是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的历史，一种是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的历史。因为不存在两种过去，一种仅仅由过去的行为所构成，一种仅仅由过去的理论所堆满。每一种行为都是那些或多或少承担着理论内容的信念与概念的载体和表达；而每一种理论和每一种信念的表达，也都是一种政治行为与道德行为。”(MacIntyre,p.61) 麦金太尔认为，情感主义也是如此。情感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在性质上是道德的或评价性的判断而言，都无非是情感、偏好、态度的表达；任何宣称存在着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的主张都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合理的证明，根本不存在诸如此类的标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为一种客观道德提供合理证明的每一种企图事实上都已经失败。麦金太尔指出，情感主义作为一种从当代西方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学说，必定有其特定的社会内容，这就是，它蕴含着对操纵的社会关系与非操纵的社会关系的真正区别的抹煞。也就是说，既然它把所有价值和价值判断都看作是情感的表达，那么，它或者完全忽视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上述两种社会关系在价值目的上的根本区别；这也意味着，情感主义与当今其它道德理论一样，也不是一种纯粹观念性的理论建构，而是在现代以来西方人的社会现实和行为方式中有其客观源头。归根结底，它是西方现代以来所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秩序在道德理论上的一种突出表现。 正是在把西方道德话语和道德文化理解为情感主义和对情感主义的分析批判的过程中，麦金太尔提出了对管理的有效性主张的批判。他认为，管理的有效性主张，正是产生于西方个人主义的社会秩序，因而，这种主张在本质上也必定是情感主义的。 麦金太尔对管理的有效性主张的批判，是以西方当今普遍存在于企业、政府机构、工会机构、各种团体的科层制组织为现实对象，以管理理论中的科层制理论为理论靶的。他指出，现代社会已经是以科层制为主导形式的组织化社会，科层制规定着当今社会大多数人的工作任务。同时，既然人们的社会行为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观念或理论的具体实现，所以，科层制管理组织也必定有其相应的理论前提，这就是以韦伯为创始者的科层制理论。他在这种批判中所提出的核心观点是，科层制理论在根本上是情感主义的，而现实的科层制也在管理者这种标杆角色身上体现了情感主义的本质特点。 首先，就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来说，麦金太尔认为，科层制组织的目的问题、信念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问题是以良心、情感、感情为基础，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人们的任何评价、任何信仰、任何价值立场都是非理性的，都没有特殊的合乎理性的问题，理性对于它们无能为力；因而，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各种价值观之问的冲突，不可能合乎理性地得到解释。由于韦伯把科层制组织的价值目的理解为情感的表现，麦金太尔认为，韦伯对科层制的描绘也是一种情感主义的描绘，这种描绘在本质上即在价值目的上抹煞了操纵的社会关系与非操纵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巨大区别。“在我所理解的‘情感主义’这一术语的更广泛的意义上，韦伯也是一个情感主义者。”(MacIntyre,p.26) 其次，麦金太尔认为，科层制作为科层制理论的现实存在，也同样只关心手段，力求尽一切努力去竞争匮乏有限的资源以有效地服务于既定的组织目的，而不问组织目的的价值关涉如何。这表明，科层制也同样不自觉地属于操纵性质的社会关系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它在本质上与情感主义完全一致。“每一种科层制组织都体现了对成本和收益的某种或明或暗的界定，有效性标准(the criteria of effectiveness)就是从这种界定中引导出来的。科层制的合理性是经济地和有效率地使手段与目的相匹配的合理性。”(ibid,p.25)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科层制管理者——当今社会中最显著的一类“标杆角色”的观念和行为之中。①麦金太尔提出，科层制管理者不仅把目的和价值问题看作是属于非理性的即情感话语领域的问题，而且把目的看作是外在于其任务职责范围、不是他们所决定的事情，因而，他们只关心作为事实领域的手段和技术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把原材料变为最终产品、把不熟练工人变为熟练工人、把投资变为利润。因此，科层制管理者，如同治疗医师这一类标杆角色一样，“不参与也不能参与道德争论，他们旨在把自己限定在能够达成理性一致的领域，当然是他们所认为的事实领域、手段的领域、可以量化的有效性的领域”。(MacIntyre,p.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