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5)04-0080-05 在《论语》中，在人的欲望的调节与控制的问题上，孔子依据一以贯之的中庸原则，提出了“不欲”的主张，即克制过度的、贪婪的欲望，努力在禁欲与贪欲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合适的平衡，努力实现个人的身心和谐以及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利益和谐。孔子的“不欲”论主要是针对为政者的贪欲提出来的，是其“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篇》)思想的重要内容，有着鲜明的官德指向，对我国当下的官德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不欲”论的思想内涵 《论语》有七处提及“不欲”，其中两处指的是一种德性标准，其含义是节制、不贪。一处是《颜渊篇》中，季康子向孔子抱怨猖獗的盗窃问题时，孔子对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另一处是在《宪问篇》中，子路向孔子问及“成人”的标准问题，孔子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在其余五处的语境中，“不欲”意思是“不想要”“不希望”等，本身不具有实质性的伦理意义，如《颜渊篇》和《卫灵公篇》中都出现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构成独立的道德规范，不是本文论述的对象。 作为德性要求的“不欲”，不是禁绝人的正常欲望，而是要克制过度的欲望。这一理解是符合孔子的中庸原则的，中庸之道就是“叩其两端”(《论语·子罕篇》)、“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篇》)、“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就是在“过”与“不及”之间把握好一定的“度”，超过了这个“度”属于“过”，达不到这个“度”属于“不及”。在人的欲望的把握上，“欲而不贪”(《论语·尧曰篇》)正是中庸境界的准确表达。孔子尊重人的正常欲望的满足，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篇》)，他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篇》)与此同时，孔子强调人的欲望要求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要以道义来约束欲望，“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篇》)，“见得思义”(《论语·子张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 “不欲”是“成人”的主要德性之一。“成人”就是“完人”“全人”，就是具有仁德、智慧、节制、勇气、才艺与礼乐修养的人。孔子在阐述“成人”的标准时，提到“公绰之不欲”(《论语·宪问篇》)，这就是说，“不欲”是完美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志。朱熹在论及孔子的“成人”之道时，将“不欲”阐释为“廉足以养心”(朱熹《四书集注》)。在《论语·宪问篇》中，原宪问孔子，“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孔子回答：“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这就是说，一个人没有贪欲的毛病，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孔子认为申枨不能算作一个刚毅的人，原因是“枨也欲”，即申枨的欲望太多。可见，要成为一个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君子，成为一个人格健全、人格完美的“成人”，就必须具备“不欲”、节制的德性。 节制欲望会造就社会和谐，放纵欲望会导致社会失衡。以鱼的获取方式为例，孔子主张“钓而不纲”(《论语·述而篇》)，即要用鱼竿来钓鱼，而不要用渔网来捕鱼。我们不能够把“钓而不纲”简单地理解为孔子的一种个人生活习惯，必须看到其中蕴含着的深刻内涵。贪欲者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选择“一网打尽”或“竭泽而渔”的获取方式，必然后患无穷，既会破坏生态的可持续性，又造成了同代人之间在资源占有上的严重失衡，还给后代子孙的利益获取制造了巨大障碍。因此，从创造人与环境的和谐、代内利益的平衡、代际利益的和谐考虑，只有抑制贪欲，使其不至于产生破坏性后果，才能够让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能够共享自然带来的“取之不尽”的利益。 关于人的欲望的合理控制，《论语》还有其他形式的表达。《论语·子罕篇》记载，孔子称赞子路不以“衣弊缊袍”为耻时，引用《诗经》中“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一句，其中“不求”就有“不贪求”的意思。当颜回向孔子问及关于仁的道理的时候，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论语·颜渊篇》)所谓“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不正当、不合乎道义、违背礼仪要求的欲望，就是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戒色”“戒斗”“戒得”是人生不同阶段欲望控制的着重点，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影响人的生命的和谐。 二、“不欲’’论的官德指向 “不欲”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从普遍性的角度讲，是对于每一个人的道德要求，即任何一个人都应当节制自己过度的欲望。从特殊性的角度看，孔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不欲”论，是有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其针对的主要群体是处于社会上等阶层的为政者。这就是说，孔子的“不欲”论具有突出的官德指向，要求为官者一定要养成“不欲”的美德，节制贪婪的欲望，为民众做好表率，这是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之所以说孔子的“不欲”论具有鲜明的官德指向，主要理由有如下方面： 第一，为政者的贪婪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一般说来，作为政权运行的管理者，为政者实际上掌控着多种社会资源，他们对于财富、权力、享乐等资源的敏感性较其他人群更为突出，在一个没有有效约束的机制下容易滋生膨胀的欲望。在剥削制度下，不平等的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使得贪婪成为剥削阶级共同的、必然的人格特征。王亚南先生指出：“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偱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1]从《论语》的记述看，贵族阶层的贪欲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季氏在“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篇》)的仪式中，梦想着做一国之君的荣华。季氏虽然已经达到“富于周公”(《论语·先进篇》)的地步，却还要通过增加税赋的方式大肆聚敛财富；孔子的弟子冉有不仅没有制止，反倒帮助季氏搜刮民财，孔子怒不可遏，当着众人宣布冉有“非吾徒也”(《论语·先进篇》)，将其逐出师门。权贵们奢靡腐化，沉溺于宝马和女色之中不可自拔，“好色”重于“好德”(《论语·子罕篇》)，“齐国归女乐，季恒子受之，三日不朝”(《论语·子罕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