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15)04-0076-10 在哲学史上，康德首先发明了“自律”的道德概念，认为自律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即道德主体自我立法，并服从自己所颁布的道德律。康德认为，一切基于质料的动机而产生的行为都是他律的，虽然有时合乎道德法则，但是却没有道德价值，因而是非道德的。康德的自律学说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作为新儒家之一的牟宗三先生，其以康德自律之标准判断朱子之道德哲学是他律道德，进而判定其乃别子为宗。因此，深入研究朱子哲学是否可以划归为他律道德，不但对于朱子学，而且对于中国儒学的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重点即在正面证成朱子哲学为自律道德哲学。 一、仁性 (一)只存有不活动——他律道德之责难 牟宗三著有三卷本《心体与性体》，其核心目的即是借用康德的自律学说，重新评定朱子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牟氏对朱子哲学有诸多诟病，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朱子之系统乃是道德他律之系统： 将心一概视为形而下者，一往是气之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亦皆是形而下者，皆是气之事。此一义理间架完全非孟子言本心之本义。如此言理或性是由“然”以推证其“所以然”之方式而言，此是一种本体论(存有论)的推证之方式。如此所言之理是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而不必是道德之理。① 朱子不加分别，一概由存在之然以推证其所以然以为理，而此理又不内在于心而为心之所自发，如是其所言之理或性乃只成一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静摆在那里，其于吾人之道德行为乃无力者，只有当吾人敬以凝聚吾人之心气时，始能静涵地面对其尊严。若如孟子所言之性之本义，性乃是具体、活泼、而有力者，此其所以为实体(性体、心体)创生之立体的直贯也。而朱子却只转成主观地说为静涵静摄之形态，客观地说为本体论的存有之形态。而最大之弊病即在不能说明自发自律之道德，而只流于他律之道德。此即为性之道德义之减杀。② (伊川、朱子)对于实体、性体理解有偏差，即理解为只是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此即丧失“於穆不已”之实体之本义，亦丧失能起道德创造之“性体”之本义。③牟氏据此断言朱子哲学是“宋、明儒之旁枝，对先秦之本质言则为歧出”，“实只是别子为宗也”④。 牟氏断定朱子的道德系统为他律之系统，其主要理据是朱子系统的心是形而下的气，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但理，心具理是当具而不是本具。因此，要明辨朱子哲学是否是别子为宗，关键在于厘清朱子道德哲学是否是他律道德，而明辨其是否为他律道德的关键又在于理清朱子心性系统中心、性、理、情四者的性质及其关系⑤。 (二)性即理——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 朱子继承了程颐仁性爱情的思想，认为仁是“爱之理”。如朱子说：“性便是理。”“性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朱子语类》卷四)认为孟子性善之“性”乃指理而言，性因为即是理，所以粹然至善。 朱子又以理为形而上者，气为形而下者，天地万物都是理与气合的产物：“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朱子文集》卷五十八)在理气二分的义理架构中，理和气在万物及其生成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朱子语类》卷一)朱子认为理是一个净洁空阔的形上世界，其特性是无情意、计度和造作；而气属于形而下者，却能凝结造作，酝酿凝聚而生万物。气是生物之具，即材料，其本身具有能动性；理作为生物之本，即原理，不能在时空中活动，只是万物生成的根据和原理。 因为朱子说性即是理，而理是非时空中的、本体论的存有，所以牟氏批评朱子哲学中的理只是但理，并推论性也只存有而不活动，因此不能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牟氏的批评似乎是有其依据的。因为在康德的哲学系统中，实践理性自我立法、自我服从，因此是理性之自律。由于康德有理性和感性二分的义理架构，而朱子也主理气二分，所以牟氏很自然地把康德的实践理性与朱子的理、性联系起来。康德的实践理性能够自我立法，颁布道德律，从而成立意志之积极自由；而朱子的理只是但理，性也只存有不活动，所以认为朱子所说的仁性不能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进而判定朱子的道德哲学是他律道德。 但是，牟氏只看到了朱子以“爱之理”训仁，却忽略了朱子也以“心之德”训仁。朱子的仁不但是理，而且也是心。所以在朱子的道德系统中，道德实践的主体主要不是仁性，而是仁心。仁性作为理，只是仁心所颁布的道德法则，而仁心才是颁布道德法则的自律主体。但是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朱子的理有两个面向，即一是所以然不可易之理，此理不能仅理解为逻辑上的形式之理，因为他还是价值之源。一是所当然而不容已的当然之则，作为当然之则，它是生理，本身具有一种不容已的势用，特别是由于仁性和仁心是直接贯通的，所以仁性更不能说是只存有不活动的，仁性可以发为爱情。如：“问：‘心是知觉，性是理。心与理如何得贯通为一？’曰：‘不须去著实通，本来贯通。’‘如何本来贯通？’曰：‘理无心，则无著处。’”(《朱子语类》卷五)也就是说，仁性作为本心之体，是与仁心直接贯通的，仁性发为爱情，仁义礼智四德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就此意义而言，不能简单地说仁性只存有不活动。朱子说：“盖道只是合当如此，性则有一个根苗，生出君臣之义，父子之仁。”(同上)由于心与理的本来贯通，所以作为仁性，它本身即具有一种发动的力量，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道德情感都是仁性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