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文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辞源及其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试图说明两点: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演变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一种特殊形态;第二,这种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对社会变迁的文化—哲学反思和批判。从形态演变的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也不需要把它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之外。这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名分问题,而是关系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认识。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5 年 1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089.1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如何处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始终态度暧昧,莫衷一是。早期的研究者基本上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用他们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摒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晚近的研究不再坚持这种绝对化的观点,但有时似乎又走到了反面,用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结果使得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传统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两种做法各有原因,动机有时甚至如出一辙,但这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本文关心的是,如何更加清楚地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和时代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更好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想法有两点: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演变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一种特殊形态;第二,这种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对社会变迁的文化—哲学反思和批判。也就是说,从形态演变的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也不需要把它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之外,虽然它特殊的学术性格使得我们觉得它缺乏教条性和革命性。何以能够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当然需要作出说明。虽然在今天的世界乃至中国,强硬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绝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极端立场已属罕见,但是,直截了当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仍然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名分问题,而是关系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认识。人们会问: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本文对所设问题的研究,希望采取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进行。尽管如此,由于问题的性质使然,意识形态争论似乎很难避免。但是本文并不打算因此进行一种争论性的工作;相反,它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科学任务:它的主要原则是因果解释,而不是意识形态辩护;它的主要方法是概念分析和过程分析,而不是对结果的过度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并仍然在发生着各种变形和转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探讨这些变形和转化的原因和形式,并不需要过多的价值预设,而确实需要仔细的历史过程分析。这种观念决定了本文的写法大体如下: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语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如何被使用的入手,来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的描述,来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情境,来说明它何以会具有如此这般的理论特征。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范围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界渐成显学。其实在此以前,后来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作者,比如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萨特等,早已由于不同的原因声名鹊起,成为众人讨论的对象。但是,把这些作者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来研究,从整体上探讨它的发展脉络和理论结构,却是在这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行将完结之时才开始的。有些奇怪的是,这一事业的最初推动者佩里·安德森,和他担任主编的英国社会主义期刊《新左派评论》,却处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无甚关系的英国文化之中。安德森自认英国文化“缺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传统”,因此他和《新左派评论》的大部分工作,某种意义上是在有意识地弥补本国这方面的不足。(参见安德森,第4页)自此以后,整体性和专题性的研究便层出不穷,而且大多数都来自英语国家。但是,稍作了解就会发现,在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常常是多么地不一致:没有任何两位作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是完全相同的事,讲的是完全相同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题范围采取了不同的取舍标准。

       这种状况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对于哪些人才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人们的看法往往相差甚远。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于1976年初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在中国几乎被看成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最早的标准著作。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被安德森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下:卢卡奇、科尔施(又译柯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列菲弗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和科莱蒂。(同上,第36-37页)而在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1979年初版)中,上述名单里少了本雅明、德拉·沃尔佩、列菲弗尔、戈德曼、阿尔都塞和科莱蒂,却多了雅各比、梅洛-庞蒂、一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科拉西、沙夫、马尔科维奇、斯托扬诺维奇)、哈贝马斯、米利班德、布鲁弗曼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前者的论述范围基本在欧洲,后者则还涉及了不少北美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上两者相比,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显得保守得多,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只涉及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并且似乎有意要把萨特、阿尔都塞以及“分析的”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者排除在外。(cf.Mclellan)但这还不是最狭窄的。在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的著名章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续章节“《真理报》”里,几乎只以卢卡奇一人作为讨论的对象。(cf.Merleau-Ponty)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