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5)04-0187-06 1 研究背景 1.1 起因 《理论探讨》2014年第5期刊载了江苏师范大学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的《中国新现代性与资本逻辑：中国道路的传统现代性批判》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对资本与中国新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深邃的思想认识和理解，笔者很受启发。但与此同时，由于作者一方面推论资本运作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依据，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则仅是瓦解资本运作，这不仅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不吻合，而且现实社会主义的内蕴也并非仅是瓦解资本运作；另一方面既主张资本运作只是现代性的哲学根据，却又说资本运作是瓦解资本运作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哲学根据，是以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之处。为表露笔者关于资本运作与中国新现代性之间本质关联的浅薄之见，故就此请教于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及学界其他方家。 1.2 对中国道路哲学审视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巨大发展，虽然有不少国外学者称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模式，却仍在实质上把这种模式归之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翻版。中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注意从资本哲学上宏观审视中国道路，但其中一部分学者依旧按照西方狭隘的经济视域下的物化资本认识，纯粹以数理模型、计量分析方法，单纯地从经济层面看待中国道路发展，甚至鼓吹完全的市场化、私有化；另一些学者则仍旧变相地坚持资本就是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应该是消灭资本的计划经济式道路。因而，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独特性，探索其与资本运作之间的本质关联，也是笔者文章关注的主旨。 2 资本逻辑不只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 曹典顺先生、张丽霞女士论文的第一部分是“资本逻辑：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他们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展看，与现代性相适应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为资本主义道路。”[1]73根据在于，“从资本逻辑表征的理论内涵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从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看，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从资本逻辑的社会功用看，资本逻辑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社会建设意蕴”。那么，资本逻辑是否只是传统现代性的哲学根据，即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哲学根据呢？显然不是。资本逻辑作为世界社会转向现代化发展的哲学根据，并不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模式的哲学根据，或者说主要的并不在于它是以现实综合形式呈现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哲学内在根据，而在于它是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哲学内在根据，这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不仅仅只有资本主义，还有其他适宜的、引领现代世界社会发展的社会模式，譬如各种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何以这样呢？从对资本运作表征的理论内涵、本质特征、社会功用的分析即可看出来。 从资本运作表征的理论内涵看，资本运作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而且是支撑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各种相宜社会模式发展的哲学逻辑。资本运作所以是人类社会在“物的依赖性”阶段发展的哲学逻辑，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体系，途径则是通过异己的“物”的形式。而资本式的生产，就是为了“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即“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2]389-390。换句话，这就是说，只有通过资本运作的充分作用，人类社会才能由“物的依赖性”阶段跨入更高的发展阶段。那么，如果仅仅把资本运作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哲学逻辑，第一，它就在实质上成为“资本运作就是资本主义逻辑”说法的变相翻版；第二，它曲解和矮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古典哲学的创造性[3]1，曲解和矮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第三，它严重阻塞了现代世界中后发展国家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糅合资本运作的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 从资本运作的本质特征看，资本运作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更是相宜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其他所有社会发展模式生产关系的体现。马克思对新社会体制(共产主义制度)的构建确实是以深度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的，不过马克思同样强调了共产主义制度对所有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指出了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的根本前提是充分发挥资本在“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基础动力作用，使其通过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各种社会发展模式的发展，逐步地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1]286。于是在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生产发展的最大限制时，就“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这也就是说，资本运作秉具的雇佣劳动的现象和关系、资本运作造就的这一阶段人与人之间交互关系内蕴的物质利益关系或金钱关系、资本运作致使的公共权力与资本交互作用关系，不只是资本主义体制下存在的现象，而通行于这一阶段一切建基于资本运作上的社会发展模式。直接地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佐证，讲马克思就是强调“资本逻辑的本质特征应该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1]73-74，是牵强的。无论是在逻辑思维上，还是根据现实实践发展，都不能直接地或必然地推导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何况既然认为“马克思使用的‘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经济学词语，而是一个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相适应的哲学词语”[1]73，又如何在具体分析马克思的秉具哲学内蕴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运作词汇时，把它下降为了只是表示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学或政治学词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