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04-0038-07 在后黑格尔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是价值哲学之一种，还是价值哲学之一切？如果马克思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价值理论，那么，它所能给予当代中国的思想建设和价值指导如何可能？笔者以为，这不仅是实现习近平同志在“8·19”讲话中所强调的“两个巩固”的关键性问题，而且是深入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性问题。 一、价值还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如何可能？ 历史证明，许多思想和理论都难逃被曲解甚至误解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同样如此。基于19世纪以降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难逃被“实证化”和“部门化”的命运，所以，当马克思主义被冠以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实践哲学、价值哲学和经济哲学等等头衔之后，我们或许更应该自觉反思：这种具有高度“家族相似”性质的部门哲学研究路向对于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质以及用以推动现实实践究竟具有何种程度的积极意义？或许，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整体定位并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性质和主要方面，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的紧迫工作。 对于国内价值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实，学者胡为雄指出，学界对价值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真正关注始于1980年，此后，学界的讨论先后涉及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观点对于验证价值问题的意义以及价值学的系统化和学科构建等等方面。在此过程之中，基于“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逻辑去定义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中国学界长期的思想基调，这种思想基调的实质是“物对人的有用性”。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反思这种从“主体需要—客体满足”的关系着手研究价值观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更多侧重于具体的使用价值，而不适于讨论人和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尤其不适于讨论马恩所创立的人类价值观[1]。笔者认为，胡教授对国内价值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总结比较符合实际，它从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国内价值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如果说要提升价值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研究水准，那么，更为全面、准确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或许是我们走出“需要=价值”这一思想迷雾的有效办法。 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来说，“价值应当”始终不具有现实性，而对感性的人的活动及其构成的市民社会的各种“物的事实”的发现，恰恰是马克思彻底告别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有效环节。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发现，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对市民社会和法的关系的颠倒表述；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发现，马克思看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否定私有财产之举动的幼稚性；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发现，马克思揭穿了被国民经济学家掩盖的异化劳动的本质；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发现，马克思说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经济性质和历史性质。所以，十分清楚的是，马克思并未给自己设定两个独立和对等形态的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或者说，他并未脱离历史和现实去构想一个纯粹的价值世界，并从这个世界中找出某种纯粹正确的真理以匡正现实中的各种不应当，与之相反，马克思总是力求从现实世界内部去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联系，进而揭示这种联系所体现出来的不公正和不自由，以此为前提，他既说明了资本主义自我反抗的真正秘密，又辨明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科学依据。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应当问：它是否符合价值哲学的一般逻辑？而应当问：它对于流行的价值言说范式有何启示甚至批判性意义？或者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是否潜藏在其独具特色的价值逻辑之中？对此，我们不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史”为谱系，并就其进行的几项颇具关键意义的理论批判工作为例做些探讨。 首先，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创生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对“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是促成这一转向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黑格尔的体系哲学曾是马克思膜拜的对象，在黑格尔的哲学中，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和意义，并且基于市民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对抗运动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哲学所透显出来的历史感，但经过“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之后，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最大的问题是用观念决定存在，而用价值逻辑(法)统摄事实世界(市民社会)便是这种观念论哲学的典型做法。对于这种旧哲学，马克思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2所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153由此开始，马克思其实给自己清理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基地，基于这一点，他使哲学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全面的倒转；基于这一点，哲学将首先以市民社会中的人的政治经济活动和生产交往关系作为自己的言说重点。对此，恩格斯也曾专门做过佐证，他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粹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3]152 当视角转向经济关系之后，马克思首先遇到的理论资源便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我们同时发现，马克思并未就经济关系本身进行谈论，而是以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为突破口，对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观和平等观的虚假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全部秘密在于对“异化现象”及其所关涉的“异化劳动”的重视和分析。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感伤的眼泪”并不能消除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导致私有财产存在的总根源，遗憾的是“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4]50。所以，正是基于对异化劳动的重视，马克思发现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之间的真正联系，而这恰恰同时构成了马克思揭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的点睛之笔。 其次，从经济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是哲学革命成果的进一步深化。经历了哲学的革命和论域的转换之后，马克思力争寻求“此岸世界的真理”，但是马克思更明白“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10。所以，笔者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治革命逻辑是马克思早年这一主张的充分体现。当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并不是一种人为设计，而是因为“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401。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斗争本身，而不是这种斗争何时发生以及采取何种形式。而事实恰恰证明：19世纪风起云涌的欧洲产业工人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分裂和对抗的真正表达，这种“事实的真理”用资产阶级的价值哲学根本无法说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更加自信地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419-420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运动代表了对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虚假的道德情感的真正批判，无产阶级要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并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它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的同时也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而非社会性质)的真正实现，这一点体现在价值方面就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3]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