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15.05.009 近年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深层理论问题——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逐渐浮出水面。研究发现，无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潮(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争，还是当下后马克思思潮试图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企图(如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挑战，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等)，其深层的理论构架中，隐匿着一条人类学的思想线索。更为重要的是，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家，在他们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中，都有意无意地移植了他们同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成果，甚至有些思想家直接挪用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前沿成果并试图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回应这一挑战，有必要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逻辑的角度对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进行考量。由于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问题，难以在一篇论文中谈清楚，因此本文选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这一视角进行考察。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与人学的理论困境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个问题。 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创新。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 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