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15.05.009 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人类学都是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走向鼎盛时期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两者曾经偶然相遇、碰撞并产生积极的思想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完善。此后，两者比肩而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再有实质性的学术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文化人类学逐步在西方确立了自己的学院地位，各种基本研究范式也开始了相互间的对话与交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乘着新左派运动的蓬勃发展，大举进入西方学院，在几乎所有领域都与学院主流发生了激烈而成果丰富的碰撞。文化人类学领域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美国、法国、英国一批已经有巩固学院地位的文化人类学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基于具体的田野调查提出众多有影响的新理论、新观点，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潮流。从一般思想史而非单纯学科史的角度看，两位重量级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和马歇尔·萨林斯在70年代围绕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发生的论战，最具理论意义。 一、哈里斯和萨林斯的立场与观点为什么对立 马文·哈里斯在二战结束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研究人类学，后来也长期执教于此。他早期从事田野调查，是至今在美国仍旧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化相对论的追随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理论立场转变后，他于60年代末转向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出版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一书中，他宣布，自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策略”即“文化唯物主义”，下一代社会科学家们将因此可以“继续探索真理的事业”。[1]4-5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一经提出，就引发同行的密切关注，并遭到萨林斯等人的激烈批评。作为回应，1979年，哈里斯出版《文化唯物主义：为文化科学而斗争》一书，全面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主张。 哈里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美国人类学家也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接受过更系统更专业马克思主义训练的英国人类学家看来，“文化唯物主义”继承的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关系。[2]135这种评论或许过于极端，但却提示我们关注一个事实：哈里斯是在思想成熟定型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此后也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培训，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具有鲜明的自学成才特征。从参考文献上看，哈里斯阅读过的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相当少，其中美国学者曼德尔·鲍勃(Mandell M.Bober)的《卡尔·马克思对历史的阐释》一书显得非常突出。该书1927年初版，1948年修订再版，后多次印刷，流传广泛。在该书的第一章，鲍勃围绕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文本的解读[3]3-28，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理解为一种基于生产方式决定论的社会进化论，而技术又在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在第二章，鲍勃主要依据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阐释，把辩证法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中被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严格决定的正反合过程，而这与达尔文所描述的基于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过程恰好是一致的。[3]29-45上述观点与哈里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解存在高度相似性。从文献征引看，哈里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了解也相对有限，最倚重的原著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之《费尔巴哈》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至于同时代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他的了解更是有限。除了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外，他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了解相对多些。这既因为双方同处英语世界，也因为双方在文化、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问题上存在交集。也就是说，“文化唯物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哈里斯在相对封闭和狭隘的理论空间和学术空间中，朴素地想象马克思主义的产物。 在哈里斯看来，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科学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其目标尤其在于说明全球既存社会文化差异与相似的起源、持存与变化”[4]27。由于他在经验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孔德实证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定义科学，并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看做这种科学的典范，所以，他对作为科学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基于对唯物主义立场的坚持，强调客观描述、客位操作方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首要性。所谓客位操作方法，指的是人类学研究中非当事人的客观观察与描述，“文化唯物主义”“提高观察者的地位，把他在观察和描述中使用的范畴和概念作为最终裁决”[4]32。二是强调“文化唯物主义”是可以被反复检验的、非政治的纯粹科学，马克思主义要求改变世界的革命观点根本“没有被人类学研究确证过”[1]5。 那么，“文化唯物主义”使用什么范畴和概念来观察和描述呢？哈里斯根据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经典论述进行改造，提出了一个由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结构、上层建筑、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一般模式[4]32：客位行为的基础结构由生产方式和再生产(人的生产)方式构成；结构是指与两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即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层建筑与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层建筑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当事人、参与者直接使用的观念体系，而后者则是从参与者那里询问获得或者由观察者分析判断出来的观念体系。基于上述模式，哈里斯确立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最核心理论原则：基础结构决定论。“客位行为的生产方式和在生产方式盖然地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而后者又相应盖然地决定行为的上层建筑与思想的和主位的上层建筑”[4]55-56，简言之，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决定两种上层建筑。这个最核心原则还包含两个推论：社会选择决定个人选择，尽管个人选择是文化体系演进的具体承担者；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非决定性的。哈里斯正是因为这两个推论，而把肯定主体能动性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辩证法指斥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糟粕。[1]5 二、怎样看待萨林斯的文化人类学与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之争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一经抛出，就遭到一些同行的严厉批评。人们通常记住了批评者的名字，却不再追问如下问题：什么样的文化人类学家在批评他，数量又有多少？事实上，学科性质决定了绝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的理论兴趣并不高，当年拍案而起批评哈里斯的只是极少数理论水平较高且已经不满足单纯田野调查的精英分子。他们通常都具有法国文化人类学的学统，了解甚至比较熟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欧洲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本的掌握也更加专业系统。在这个方面，马歇尔·萨林斯最具代表性，因为“他是认真地面对马克思的原著、清晰地指认马克思的全部文献中存在着矛盾思路的人类学家”[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