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歷史記憶(專題討論)  

——創建東亞共同歷史記憶之路徑

作 者:

作者简介:
裴京漢(Bae Kyounghan),1995年在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科畢業獲博士學位(中國近現代史專業),2001-2002年任韓國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現爲新羅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史學科教授、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兼任浙江大學近代中國與蔣介石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長期從事中華民國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國國民革命的分析研究》(合著)、《蔣介石研究》、《從韓國看的中華民國史》、《孫中山與韓國》、《汪精衛研究: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之曲折》等

原文出处:
南国学术

内容提要:

步平認爲,雖然在政治層面圍繞歷史問題的對抗與鬥爭已成爲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標誌性特徵,至今沒有緩解或消除的跡象,但在學術層面的跨國共同歷史研究也在提示人們,對東亞各國間的歷史對話應有期待。因爲,學術研究可以建立相對冷靜的思考空間,保持相對安靜的對話環境,避免極端政治的干預和極端感情的影響。而歷史學研究重視歷史資料與歷史事實的學術傳統,爲在東亞學者間進行學術層面的對話提供了基本保障;處於學術研究層面第一綫的中日兩國歷史學者長期以來已建立了相對密切的交流關係,能夠創立共同研究的局面。村田雄二郎認爲,在近現代歷史上,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先後經歷了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太平洋戰爭(簡稱“二戰”)。這四個不同的“戰後”,不僅導致日本內政發生巨變,也引發東亞格局產生巨變。日本的戰時體制既形成促進戰後民主化的社會基礎,又與日本的軍國化及對外擴張融爲一體推而進之,唯一例外的是第四個“戰後”,在“和平與民主主義”理念下推行了沒有軍擴也沒有殖民主義的民主化,但日本對“戰後”特別是去殖民地化問題的處理,隨着“冷戰”這一新的戰時體制的出現,完全被非軍事化問題沖淡了,使得帝國時代民主化所內含的殖民地主義責任被忘卻;這既可以解釋爲什麼會出現“沒有敗給中國”、“甲級戰犯的責任是戰敗責任(不是戰爭責任)”等歷史認識,也可以說是戰後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裴京漢認爲,近來持續升級的東亞歷史矛盾,與其說是學術領域的爭議,不如說是國家權力或者國家權力巨大影響力背後的普通大衆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義的理念,又對這種國家權力給予凸顯與深化。爲了東亞三國實現和平共榮的目標,構建所需的歷史記憶,摸索創建理想歷史記憶的途徑,各國均須從東亞歷史共同體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正視和解決歷史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防止和克服“狹隘民族主義”借國家政策名義復活,增強“廣泛的民族主義”覺悟。李長莉認爲,日本一些設計得並不準確的輿論調查以及有所偏失的解讀,對兩國媒體和民衆造成誤導,對兩國“國民感情”造成了損害。雖然由於歷史原因,中日兩國國民“歷史記憶”和“歷史認識”存在差異,對兩國國民感情和兩國關係形成阻礙,但在兩國民間仍然存在着深厚的友好感情基礎,特別是日本民間一直有和平人士堅持進行反省戰爭、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罪行、致力於中日友好的活動,在日本多地也留存着孫中山革命活動等近代中日友好的遺跡,可以作爲兩國民衆共有的“歷史記憶”。這些都有利於增進兩國“國民感情”,共謀和平友好。當今兩國經濟聯繫愈益緊密、民衆相互來往增多及交流日益擴大,兩國民衆需從“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和共有做起,向“共同歷史認識”趨近,通過“歷史共有”奠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國民感情”基礎,共同開創永久和平的未來。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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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日本、韓國這三個東亞國家對於歷史闡述以及歷史解析的對立與爭議由來已久,但是近年來的歷史紛爭已經超越了以往的地域性範圍,轉而成爲國際性的爭議,甚至到了國際政治經濟關係惡化的境地,這對於三個國家都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從歷史研究者、歷史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觀察東亞三國間的歷史爭端,它已遠遠超越了建立在具體研究之上所闡述的“歷史”本身,成爲某種被人爲不斷強調的“集團性歷史記憶”;特別是近代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出於政治意圖的考慮,過分強調國家或民族整體性,製造各種集團性的記憶或者刻意強調某段歷史。因此,近來持續升級的東亞歷史矛盾,與其說是學術領域的爭議,不如說是國家權力或者國家權力巨大影響力背後的普通大衆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義的理念,又對這種國家權力給予凸顯與深化。爲了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都密切聯繫的東亞三國實現和平共榮的目標,構建所需的歷史記憶,摸索創建理想歷史記憶的途徑,各國均需要從東亞歷史共同體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克服“狹隘民族主義”,正視和解決在排他性、否定意義的歷史記憶形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歷史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近現代東亞歷史與“狹隘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

      如果要尋找一個貫穿東亞三國近現代歷史的共同主旨的話,那麼,民族主義則是首選。儘管學術界對此還存在一些爭議,但東亞三國都曾在經歷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之後開港(開國),並以此作爲近代的起始點。之後,號召民族獨立及自強的抵抗性民族主義作爲開港後的統一目標,一直貫穿於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

      不可否認,在開港後的近代化發展歷程中,日本走在了中、韓兩國的前面;但遺憾的是,日本在經歷了19世紀中期民族主義的反抗運動後徑直踏入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開始對外擴張。由此也可以說,日本的對外擴張是一種否定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即對外擴張的民族主義。它是具有另外一種指向性的民族主義。

      在西方列強侵略的危機中誕生的東亞三國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附加爲自身民族生存進行反抗和鬥爭的強烈排他性特徵。正因爲如此,儘管東亞三國的民族主義都源於對西方列強的反抗,但這種共同基礎並不牢固,一開始就隱藏着相互對立的結構性缺陷。日本在明治維新成功後,開始對外擴張,並強行侵佔琉球,使得1870年前後的東亞三國民族主義之間的對立局面正式顯露。

      此後,深陷“膨脹的民族主義”的日本轉而向朝鮮半島進攻,與對朝鮮擁有宗主權的中國清王朝呈現正面對立之勢;1894年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正是以中國爲中心的傳統東亞國際秩序(中華體制)與日本帝國主義海外侵略猛烈撞擊的結果。之後,進一步擴張的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海外侵略包括對朝鮮半島的強制合併(1910年),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以及傀儡政權“滿洲國”的建立(1931-1932年),對中國關內地區的戰爭挑釁(1937年)以及長達八年的全面戰爭,東南亞地區、太平洋地區的戰爭擴大(1941年),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東亞所有地區都深陷戰爭泥潭。戰爭不僅給侵略受害國的韓國、中國帶來悲慘的結果,對於戰爭發起國的日本也造成不計其數的人員傷亡,東亞所有國家都飽受世界性戰爭災難的折磨,不堪回首。

      儘管東亞三國民族主義間的衝突造就了充滿否定意義的歷史記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時期,東亞三國間也在相互合作與連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在共同面臨西方列強侵略東亞的危機時期,相互連帶的三國曾提倡亞洲主義——1870年代末開始,在日本興起的早期亞洲主義源于日本領導亞洲的主張,雖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卻是擁有共同文明的亞洲人共同抵抗西方(白種人)對亞洲(黃種人)侵略、守護亞洲、實現共同繁榮的主張,包括古典亞洲主義或者浪漫亞洲主義的主張;中國與韓國志士對於這種連帶主張給予了聲援與配合。

      除了東亞三國之間的合作與連帶外,共同面對日本侵略時中國與韓國志士間的合作與連帶也是不可忽略的一段歷史。1910年,日本對朝鮮半島強制合併之後,次年便爆發了中國的辛亥革命;在此影響下,朝鮮半島的仁人志士開始大規模流亡中國,並對中國的共和革命給予支持。1919年,以在中國流亡的韓人志士爲中心,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韓國臨時政府,中國革命家們對此也予以積極支援。1920年代,大批韓人志士參與了中國國民革命的進程,而中國方面也對韓國獨立運動給予支援。“七七事變”爆發後,韓人志士們開始投入到中國的抗日戰爭中,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超越了以自身爲中心的狹隘民族主義,以互惠與合作爲目標,開闢了“廣泛民族主義”新天地。這些珍貴的歷史經驗,對於後人具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整體上來看,東亞近現代史既充斥着許多集矛盾、爭端、戰爭爲一體的否定意義的歷史記憶,也包含着肯定意義的歷史記憶,衹不過後者並未很好地呈現出來。當強調個人自由的個人主義像尊重自己的自由那樣尊重他人的自由、發展爲成熟的個人主義時,纔是真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同理,當民族主義超越自我爲中心或者排他性民族主義的階段,尊重其他民族的存在與自由時,纔能成爲成熟的民族主義。重塑並強調成熟民族主義的歷史記憶,應該成爲東亞三國歷史學者共同的關注。歷史學者們在揭示和強調東亞三國民族主義之間對立、矛盾以及由此引發戰爭的可能性和戰爭爆發的悲劇性後果等具有否定意義的民族主義的同時,更應該努力揭示和強調東亞三國民族主義之間的協力和連帶,即“廣泛的民族主義”。

      二、東亞共同歷史記憶的創建以及共同歷史教科書的編撰

      由外交摩擦引起的歷史爭端時有發生,該歷史爭端是集團性歷史記憶的產物;在集團性歷史記憶的創建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歷史教育了。這裏所指的歷史教育,不僅指的是學校開設的正規的歷史教育課程,還包括輿論媒體、網絡等信息在內的多種形式的非正式歷史教育。但無論是正規的歷史教育課程還是非正式的歷史教育,國家權力對其都具有不可否認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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