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歷史記憶(專題討論)　　

      在近現代歷史上，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先後經歷了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太平洋戰爭(簡稱“二戰”)。這四個不同的“戰後”，不僅導致日本內政發生巨變，也引發東亞格局產生巨變。本文試圖通過分析這四個不同的“戰後”性質，來對這種巨變作初步的理論探討。

      一、甲午戰爭的戰後

      甲午戰爭的爆發，在日本一方看來，是日中之間圍繞朝鮮王朝的國際地位而引發的武力衝突事件，因此戰後簽署的《馬關條約》第一條規定：“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以清朝爲宗主國的東亞朝貢冊封體制宣告終結，爲以獨立主權國家爲單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創造條件。

      但是，它並未給該地區帶來對等的國家關係。通過《馬關條約》，日本獲得了從清朝割讓出來的與該戰爭無直接關聯的臺灣及澎湖列島，開始了向帝國周邊地區的殖民統治。①而實現了“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的朝鮮，又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戰爭後，更是被日本以“合併”之名而亡國。可以說，甲午戰爭同時也是日本帝國化和殖民統治的開端。

      正因如此，甲午戰爭是重新繪製近代東亞政治地圖的巨大轉捩點。在當時日本人心目中，這場戰爭的結果動搖了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確立了自身作爲“文明國家”的霸權；較爲典型者如福澤諭吉(1835-1901)認爲，甲午戰爭“是努力文明開化的一方與妨礙其進步一方之間的戰爭”②。而在戰敗國朝鮮和中國，則因甲午戰爭引發了正負兩面的複雜反應。其中一點就是，朝鮮和中國臺灣的民衆爲抵抗日本軍事統治展開了長期抗爭，令日本統治者苦不堪言。

      與此同時，日本的勝利也成爲朝鮮和中國體制改革的契機。朝鮮爲向內外宣示自身獨立，於1897年10月成立大韓帝國，開始實行名爲“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中國則因戰敗，變法的呼聲高漲，1898年的“戊戌變法”令改革熱潮達到頂峰。以全面改變舊體制爲目標，強化君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雖遭到守舊派和日本的干涉而短時間內夭折，卻成了近代國家形成的“原點”。值得關注的是，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東亞國際秩序中，出現了類似的君主立憲制的帝國鼎立狀況(大日本帝國、大韓帝國、大清帝國)。1899年9月，大韓帝國與大清帝國簽訂了平等的通商條約，並互派常駐使節，形成了近代條約關係。

      在此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日本的民主化是與軍國化同時進行的。作爲勝方的日本獲取了清國三億日元的戰爭賠款，加上清國贖回遼東半島的三千萬日元，合計獲取了三億三千萬，一舉改善了日本政府的財政狀況。該數字也遠超戰爭所花費的數額，日本由此獲得了戰前國家收入(八千萬日元)近四倍的賠款。③不用說，其中的大部分(兩億八千萬)都用在擴充軍備上了。陸軍計劃將六個師團擴充到十二個，海軍也開始着手建造基於“6—6艦隊”方案(6艘鐵甲艦，6艘一等巡洋艦)的大型船舶，財源均來自清國的賠款。“戰後”的日本開始以俄國爲假想敵，迅速走向軍事大國之路。

      同時，日本政府(藩閥)與政黨(民黨)的關係也因戰爭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爭以前，政府與佔議會多數的在野黨爲軍費預算爭論不休，互相對立；經過戰爭中的政治休戰後，彼此的相互依存關係得到增強。結果就是，自由黨等在野黨的參政之路得以開拓，1900年成立了以伊藤博文(1841-1909)爲黨首的“立憲政友會”。但這並非意味着政黨政治的實現，政府和政黨的關係依然處於微妙的對立狀態。從藩閥的政黨化和政黨的藩閥化這點來說，甲午戰爭使得日本議會政治的民主化得以先行一步。④這種民主化的背後，是日本國民受勝利刺激後，對政府對外擴張政策的支持。而獲得了擴軍所需的巨額賠款後，藩閥—政黨聯合政權又開始積極地推動軍國化。

      二、日俄戰爭的“戰後”

      日俄戰爭是日俄爲爭奪在中國東北的霸權而起的戰爭。作爲主戰場的中國代表，雖提出要求但竟未被邀請參加朴茨茅斯和平會議。決定“戰後”秩序的，是日本、俄國以及從中斡旋的美國。尤其是戰勝國日本的自我存在感，自此戰役後飛速高漲。此後，日本政府和軍隊在民衆的帝國意識的鼓舞下，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朝鮮和“滿蒙”的獨佔地位。

      “戰後”出現的新潮流，可概括爲內政與外交的一體化。這可以說主要是輿論的抬頭和強硬化。具體而言，日俄戰爭後的日本，通過議會和媒體發佈的輿論(公論)，獲得了左右政府所推出的內政、外交諸政策的新的力量，有時甚至還起到先導性作用。沒有民意支撐的政權，其運行也將變得困難。從這個意義上講，重視民意是民主化進展的體現。另外，從其確立了民意是外交的後盾這樣的體制來說，重視民意也可以說是“國民外交”的萌芽。

      對日本而言，日俄戰爭無論從財政還是兵力來看，均非甲午戰爭所能比擬，是負擔沉重的角力戰和消磨戰，最後都要依賴納稅人即農村地主負擔，徵兵對象也是農民。而且，募集軍費需要不斷的增稅，使得擁有選舉權人數在日俄戰爭期間猛增了四倍。與此相應，隨着社會對普選要求的呼聲漸高，1911年衆議院通過了普通選舉法(貴族院否決)。由此可見，國民的政治話語權逐漸增大。⑤這也可以視做由戰爭推動民主化的一個案例。

      而且，民主化也是與帝國對外膨脹的欲望表裏一體的。“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浮田和民)這個當時膾炙人口的大正民主綱領，是日俄戰爭後不久，民間團體發出的對外強硬論，它反映了此時期社會意識的巨大變化。的確，“戰後”開始抬頭的民衆的對外強硬論，將不被現有政黨接受的龐大城市下層民衆作爲“國民”看待，借助其政治能量，開始朝着確立舉國一致的立憲制邁進。⑥而且，“日比谷燒打事件”(1905年9月)所引起的民憤，也與上述對外強硬派所持的國民主義的政治要求聯結起來——圍繞和談問題的強硬言論，不僅停留在批評未能獲得賠款的“軟弱”政府，而且在更大的帝國擴張的目標下，與貧困和失業中掙扎的國民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產生更深層次的共鳴。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