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歷史記憶(專題討論)　　

——東亞歷史問題對話之前景

作 者：
步平 

作者简介：
步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員，兼任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橫濱市立大學客座教授、新潟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從事中日關係史、東北亞國際關係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靖國神社與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本右翼問題研究》、《跨越戰後：日本的戰爭責任認識》等

原文出处：
南国学术

内容提要：

步平認爲，雖然在政治層面圍繞歷史問題的對抗與鬥爭已成爲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標誌性特徵，至今沒有緩解或消除的跡象，但在學術層面的跨國共同歷史研究也在提示人們，對東亞各國間的歷史對話應有期待。因爲，學術研究可以建立相對冷靜的思考空間，保持相對安靜的對話環境，避免極端政治的干預和極端感情的影響。而歷史學研究重視歷史資料與歷史事實的學術傳統，爲在東亞學者間進行學術層面的對話提供了基本保障；處於學術研究層面第一綫的中日兩國歷史學者長期以來已建立了相對密切的交流關係，能夠創立共同研究的局面。村田雄二郎認爲，在近現代歷史上，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先後經歷了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洲太平洋戰爭(簡稱“二戰”)。這四個不同的“戰後”，不僅導致日本內政發生巨變，也引發東亞格局產生巨變。日本的戰時體制既形成促進戰後民主化的社會基礎，又與日本的軍國化及對外擴張融爲一體推而進之，唯一例外的是第四個“戰後”，在“和平與民主主義”理念下推行了沒有軍擴也沒有殖民主義的民主化，但日本對“戰後”特別是去殖民地化問題的處理，隨着“冷戰”這一新的戰時體制的出現，完全被非軍事化問題沖淡了，使得帝國時代民主化所內含的殖民地主義責任被忘卻；這既可以解釋爲什麼會出現“沒有敗給中國”、“甲級戰犯的責任是戰敗責任(不是戰爭責任)”等歷史認識，也可以說是戰後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裴京漢認爲，近來持續升級的東亞歷史矛盾，與其說是學術領域的爭議，不如說是國家權力或者國家權力巨大影響力背後的普通大衆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義的理念，又對這種國家權力給予凸顯與深化。爲了東亞三國實現和平共榮的目標，構建所需的歷史記憶，摸索創建理想歷史記憶的途徑，各國均須從東亞歷史共同體的角度出發研究歷史，正視和解決歷史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防止和克服“狹隘民族主義”借國家政策名義復活，增強“廣泛的民族主義”覺悟。李長莉認爲，日本一些設計得並不準確的輿論調查以及有所偏失的解讀，對兩國媒體和民衆造成誤導，對兩國“國民感情”造成了損害。雖然由於歷史原因，中日兩國國民“歷史記憶”和“歷史認識”存在差異，對兩國國民感情和兩國關係形成阻礙，但在兩國民間仍然存在着深厚的友好感情基礎，特別是日本民間一直有和平人士堅持進行反省戰爭、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罪行、致力於中日友好的活動，在日本多地也留存着孫中山革命活動等近代中日友好的遺跡，可以作爲兩國民衆共有的“歷史記憶”。這些都有利於增進兩國“國民感情”，共謀和平友好。當今兩國經濟聯繫愈益緊密、民衆相互來往增多及交流日益擴大，兩國民衆需從“歷史記憶”的相互瞭解和共有做起，向“共同歷史認識”趨近，通過“歷史共有”奠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國民感情”基礎，共同開創永久和平的未來。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10 期

关 键 词：
東亞  歷史共有  歷史記憶 

字号：大中小

      歷史問題是長期阻礙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戰後七十年來，東亞地區的中、日、韓三國間圍繞日本發動的侵略中國戰爭的歷史，以及日本對朝鮮實施殖民統治的歷史，在認識上始終存在爭論。因而在國際社會看來，圍繞歷史問題的激烈對抗與鬥爭已成爲東亞地區國際關係的標誌性特徵，至今仍沒有緩解或消除的跡象。

      不過，從2002年起，中、日、韓三國的學者就開始了共同編寫東亞近現代史的努力，目前已出版了兩個階段的研究成果；而韓日與中日間由政府主導的歷史共同研究也分別於2002年和2006年啓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報告書更於2014年出版。由於筆者參與了上述學者間和政府間兩個不同層面的共同研究，因而認爲，近十多年來的跨國共同歷史研究在預示或提示人們，對東亞各國間的歷史對話應有期待。

      一、中日韓三國歷史學者共同研究與對話的實踐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東亞地區的中、日、韓三國學者間關於歷史問題的學術層面的對話日漸活躍起來。三國的歷史學界不同程度地關注拓寬本國歷史學視角的問題，日本一些大學組織了有日本、美國、中國(包括臺灣)、韓國學者參與的關於“東亞的相互認識與誤解”的研究，就東亞歷史認識的問題點進行討論，並提出了研究報告；①中日韓三國學者還圍繞日本社會出現的編寫“新歷史教科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動向進行了學術交流，以東亞各國民衆間歷史認識的相互理解爲目標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東亞的共生與歷史教科書的問題，②並分別提出了以共同研究爲基礎的成果。③

      進入21世紀後，東亞地區歷史學者的對話主要體現在共同研究與編寫歷史書籍和教材的努力上，並且有了新的成果。2006年，日本學者與在日的中國學者共同討論以歷史問題爲背景的中日兩國的社會變動，出版了研究性專著《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④跨越國境的共同歷史研究與編寫教材的努力雖然表現形式不同，深入程度不一，但通過歷史對話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認識的目標是共同的，其目的一是力圖擺脫各國在世界歷史的敍述中受西方中心論影響較大的問題，提高關於亞洲自身敍述的比重；二是努力將本國歷史與東亞歷史的大背景結合起來，特別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國歷史框架的東亞史的敍述”。

      在東亞歷史學者的對話中，中、日、韓三國學者與民間團體一直持續至今的共同編寫東亞史的努力，是在歷史認識上實現“超越”的積極嘗試。

      三國學者共同編寫東亞史的動議是2002年提出的，起因是2001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了扶桑社的《新歷史教科書》。這本由具有歷史修正主義傾向的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寫會”編寫的教科書表明了十分狹隘的日本民族主義的主張，對戰爭歷史的敍述有回到“皇國史觀”的危險。中、日、韓學者在對扶桑社歷史教科書進行分析批判的時候意識到，如果要引導東亞三國的青少年擺脫狹隘民族主義的藩籬，建立面向未來的歷史認識，首先學者們就必須突破以本國爲中心進行敍述的傳統歷史教科書的局限，通過共同編寫歷史教材，在最大程度上做到歷史事實的共有，以促進民衆間的相互瞭解。所以，從2002年起，三國學者將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輔助教材《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作爲第一階段的目標，開展不同國家間歷史學者的對話。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從提出編寫的動議到完成，用了三年多的時間，主要記述西方列強入侵東亞引起的東亞社會的變化，日本崛起後對東亞傳統國際秩序的破壞，即對中國的戰爭和對朝鮮的殖民統治，日本的戰後處理與戰後遺留問題(靖國神社、民間賠償等)。全書結構確定後，由三國學者分工執筆，提出初稿後逐章逐節地討論。編寫過程開始後，發現其複雜程度大大超出預想：正式討論的初稿就有六稿，每一部分初稿都要翻譯成三種文字進行對照，每個觀點甚至每句話都要反復推敲，以致正式會議在三個國家召開過十一次，還不包括會議之外幾乎每天都通過電子郵件進行的交流、交涉、討論。

      2005年，《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在中、日、韓同時出版⑤，均產生了相當大的反響。首先，書的發行量大大超過預計，也大大超過此類書的平均發行量。在中國達十三萬冊，在日本超過六萬冊，在韓國也達到五萬冊。其次，三國都有部分學校用來作爲歷史教材的補充，在學生中也有很好的評價。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出版後也收到一些批評意見。主要的意見是：本國學者撰寫本國歷史的痕跡仍然比較明顯，在建立跨越國境歷史認識方面仍有缺陷；敍述內容偏重於戰爭歷史，缺少對社會變化的全面的觀察與分析。

      針對這些批評，三國學者認爲，應將修訂《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作爲第二階段歷史問題對話的目標，在對東亞歷史問題進行深入全面的共同研究基礎上，力圖在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尋求東亞的視角。從2006年起，三國學者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歷史問題對話，即共同編寫新的東亞史。新的東亞史由上下兩卷構成，上卷主要從國際關係變動的角度對東亞近現代史進行敍述，下卷則講述三國社會變遷與民衆的生活與交流。

      之所以分上下卷講述東亞的近現代史，是基於下述原因：

      第一，東亞國際政治近代以來的演變固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到今天的東亞國際關係格局，但國際關係的變動並不能構成東亞近現代史的全部。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看，近代東亞地區人的交流與移動是這一地區最有活力、最積極的因素，也是歷史學必須關注的問題。

      第二，與國際政治學側重於從國家這一重要的國際政治行爲主體層面出發思考問題，注重研究國家基於利益的衝突與合作的研究方法相比，社會與文化研究的基本點是人，更關注人在社會中的生存狀態，特別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早在公元前4世紀就提出了人類“共同生存”的問題。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