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29；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4-0128-10 学生群体自清末学堂兴办以来就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突出现象，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等论著对此已有深入的研究。不过，民国建立至五四运动之前的学生群体，由于受到这一时期独特时代风潮的影响，呈现出与清末及五四时期学生群体不同的面相，时人就说“学生渐渐患了一种‘麻木不仁’的症候”①。对此，杨贤江也深有同感：学生当中的“革命余波，到了民国二年以后，也跟了二次革命的运命而消灭了。从此直到民国八年可称为‘风平浪静”②。此种面相正是串接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极为重要的内容，特别是从普通学生群体与精英分子的互动关系，考察民初学生群体与清末及五四时期学生群体的差异及关联，更能展现辛亥革命之后学生思想的变化及学生运动的走向。从这一角度而言，《学生杂志》无疑提供了学生群体意识变化的丰富材料。 1914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学生杂志》，读者和作者主要为中等学堂学生。《学生杂志》所提供的“公共空间”，既是中学生发表言论的平台，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借“思想”带动“生意”的重要媒介。从《学生杂志》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关系中，可以看到时代风潮及商务印书馆出版家的理想抱负，以及此种时代风潮、理想抱负通过何种方式对中学生产生影响，从而将学生与国家和社会连接起来。学界对《学生杂志》虽然已有一些研究③，但关于精英分子与学生群体的互动，以及出版业与思想变迁、社会变动之间的密切关联，仍有研究空间。本文即以1914年至1918年间的《学生杂志》为分析对象，力图展现时代风潮与出版业、学生群体的密切关联，进而分析学生群体意识的变化及学生运动的多面相内容。 一、商业和启蒙：出版业与学生的互动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之一，梁启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的变化特征，并以“过渡时代”指称。在他看来，过渡时代“其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者，惟有三事，日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也”④。尽管梁启超未能详尽指出此时学生与书局、报馆之间的密切关联，却道出了时人对学生这一新兴群体的期望。特别是经过拒俄运动，学生群体的爱国行为更是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赞誉：学生“皆素存爱国之心，始克有此。将来吾国之振兴，惟学生乎是赖！”⑤在时人眼中，学生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经历社会运动之后的学生群体，其自我意识也日渐突出⑥。1903年的《湖北学生界》就发表了题为《学生之竞争》的文章，其中对学生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详细的论说：“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会既误于前，崩溃决裂，俱待继起者收拾之。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大陆之上，毋使一误再误，终罹亡国之祸，以为历史羞。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伟业，俱担荷于今日学生之七尺躯，则对上等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下等社会为一国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尽其天职，必养其独立自营之精神，而后能为世界之大国民，以立于万马奔腾、潮声汹涌之竞争场而不踣。今日之学生，即下等社会之指向针也，则对下层社会所负之责任重也。”⑦随着学生群体的壮大和学生群体意识的觉醒，学生对清末社会变革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也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⑧。 民国建立之后，学堂进一步发展，学生群体也随之发展壮大。这种状况为面向学生的书报市场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新的思想观念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青年学生对新知识的学习热情也更加高涨。这就为素以出版教科书、服务于学生的商务印书馆提供了难得的商机。商务印书馆也顺应时势，力图扩大商务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以便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占得先机⑨。在这种情况下，连接全国中等学堂学生的《学生杂志》应运而生，正如创刊广告所说：“本杂志为全国学生界互相联络之机关，以辅助学业、交换知识为趣旨。”⑩这份杂志的创办，不仅为商务印书馆提供了很大的潜在读者群，而且以“辅助学业、交换知识”为旨趣的“课艺”杂志正满足了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对学生“不涉政事、专注课业”的要求，也赢得了学生群体的青睐，进而带动了“商务”的发展。 《学生杂志》的创办和发展是商务印书馆顺应时势的结果，也得益于其成功的营销模式。杂志作者主要为在校学生，据统计，1914年第1号至第6号，学生的来稿就占到了60％以上(11)。商务印书馆也说：“本社创刊《学生杂志》出版以来，颇蒙社会欢迎，惟本志材料除本社社员撰著外，全采各校学生投稿，以期各抒所长，借获相互观摩之益。”(12)对于学生来稿，一经刊用，就会“酌赠各种物品”：(甲)现钱；(乙)商务印书馆书券；(丙)本杂志(13)。其中又以赠送书券为主。对此，茅盾回忆在商务的经历时也曾提及，当时他审阅《学生杂志》来稿，看到有些学生的文章明显是老师改写的，就向主编朱元善提出交涉。朱元善则认为：不管真是学生写的，还是老师改的，只要做得好，本刊就录取。一则登了出来，学校当局、教师、学生都觉得光彩，就会逢人夸耀，这就成了杂志的义务推销员；二则学生来稿录用的，不付现金报酬，只送书券，临时填写价目，从2元到10元不等，用这书券可买商务出版的书，又为商务的书籍推广了销路。朱元善此种“精明的方法”也深得商务高层的肯定(14)。从学生的角度而言，自己的习作能刊登在商务所创办的具有全国影响的期刊上，还能获得书券或现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曾是商务印书馆各杂志积极投稿者的恽代英，在1917年10月1日的日记中就写到：“余又急于欲赚钱矣。余欠账尚有十一二元，而应办之事尚多。吾所拟方针：于《妇女杂志》赚洋十元(译体育两篇，家政一篇)及书券若干，《女子交际问题》。于《青年进步》赚洋十元，《职业与学问》等。于《新青年》赚洋十元，《基督教平议》。小说与少年读物于《环球》赚洋十元。此外，在《东方》仍赠书券若干，尚需从他处赚现洋若干。”(15)从中也能发现学生在各种刊物上投稿的某种心态。作者与出版业之间的“商业”关系，对于杂志的主办者和投稿者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以学生为主要读者和作者的《学生杂志》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商务印书馆正是适应了民初书报市场的发展和竞争，成功运用自己的商业网络和经营模式，促进了《学生杂志》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