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与西体中用

作 者:
桑兵 

作者简介: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的科举与学堂之争,焦点在于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以及如何将中西学熔于一炉。学制颁布之前,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名曰中西分途并重,实则可谓西体中用,只不过西体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中西学相对,西学为体;学与教相对,则以宗教为体,中西学皆为用。教会学校始终分途教授的中西两学,经历了融合汇通的阵痛,仿照东学形成新学。因未能积极参与中西学合流产生新学的过程,既使教会学校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问题上相当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只能继续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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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2-0063-11

       近代中国长期持续的科举与学堂之争,所争的焦点,其实是中学与西学的地位。教会学校在这一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议和争夺中,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学制颁布之前,一般而言,教会学校实行的教育可谓西体中用。不过,教会学校的西体,与普通学校有别,实际上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这既使教会学校本身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影响清朝的学制设置与演进方面,贡献相当有限。相关材料已被整理汇编,相关史事一般教育史或传教史的研究者大都耳熟能详,可是转换扩张视角,对于材料和事实或有深入一层的解读。

       一、圣道与技艺

       中国历史上整体性集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三次,即两汉至两宋受佛教影响的一大要事因缘、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带入西学、晚清以来伴随欧风美雨而来的从西学东渐到输入新知。大体而言,三次的情形各有不同,而前两次态势基本一致。在佛教千年的濡染浸淫下,至宋代形成新儒学即理学。可是宋儒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有意掩饰佛教性理之说,而上溯两汉乃至孟子的心性之学,以至于后来高明亦难以分辨说法与史事的联系及区别。

       来华耶稣会士带入的西学,不仅改变了士大夫的知识,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者的认识。不过,明末清初的诸儒延续宋儒的态度,尽可能掩饰其知识的变更,更绝口不提来源。今日学人经过仔细比较来华耶稣会士带来的西书与可能接触这些西书的士大夫前后相关著述的内容变,逐渐将所谓自然科学方面影响的脉络一一揭示;但是在人文制度方面,因为方以智等人同样将来自域外的观念用先贤的语言说出,迄今为止仍然只有笼统的推测性说法,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即便清代考证学是否受到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一节,也是聚讼纷纭,未得一是。

       与前两次相比,晚清以来中国受到的第三次域外文化的整体性影响不仅层面扩大,程度加深,更为关键的是,态势完全改变。中学与西学的冲突融合在经过夷夏大防、中体西用的阶段之后,乾坤颠倒,中西越来越与新旧相对应,而西与新又被视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取珠还椟逐渐演变成标榜华洋兼备,进而大张旗鼓地输入新知。全盘西化虽然在认识层面引起不少反弹,在事实层面却是高歌猛进。从反省落后的原因以及追赶先进的目的出发,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增添;凡是人无我有的,都要舍弃;凡是人我皆有但形式内容有别的,都要洗心革面。风尚变换的结果,挟洋自重绝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时髦,至今仍然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并且名正言顺地引领时趋。而思想学术文化的转变与教育的变更关系紧密,承载西学的学堂教育在西学压倒中学的转换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学入华并非始于晚清,在坚持道学为本的同时,朝野上下也逐渐承认西学的实用,因而考虑如何将西学与中学整合成为一体的问题。最初的思路是纳西学于科举,道咸同光四朝,仅官员正式提出有据可查的改科举方案就有18种之多①。可是无论怎样想方设法,却始终不得要领,以科举整合西学的努力屡试屡败,而西式学堂的发展却日趋完善,由单一逐渐全面,由无系统时期进入有学制时代。在张之洞等重臣的鼓动下,清廷最终转而纳科举于学堂。

       这时的学堂教育已经实行分科教学,采用分门别类、循序渐进的教科书和教程,所谓中学与西学熔于一炉,实际上等于用西学的炉子重新熔铸中学。中学固有的体系被拆解之后,逐一对应于西式的分科。由于自然科学的部类基本就是照搬移植,除了具有地域性的若干学科(如地理、地质、动植物分类等)的若干部分,一般而言中西融合的问题并不会令人感到困扰。而在人文社科部类,则科举不能兼容西学的麻烦依然延续,出现如何安放中学的纠结。虽然文史政经勉强削足适履,哲学、社会学照虎画猫,都还算有了安身之所,经学却始终不安于位,最终由低而高地逐层退出学制体系,作为补救措施而专门单列的存古学堂也显得不伦不类,魂不附体。这样一来,中体可以说全面解体,在学堂体系里,西学成了正式的体,中学只能旁落到为用的地位。

       自从国人重视西学和西式教育之始,如何在学堂中安放中学与西学就成为左右为难的大问题。这一历史进程,主要是在国人自办的学堂演进中逐步展开的。在此期间,教会学堂以其实用有效以及在西学的教学方面占据优势,一度成绩显著。可是,在中西学的融合方面,教会学校的作用却似乎不如人意。

       冯桂芬的《采西学议》较早提出在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闻英华书院、墨海书院藏书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进书千余种,存方略馆,宜发院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

       按照冯桂芬的设想,学习西学,不仅要学会语言文字,还要兼习算学,因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欧洲近代科学的基础究竟是算学还是实验科学,另当别论,重要的是认定算学为一切西学的本源基础,习算学的目的也就是要进而学习一切西学。只不过其所谓一切,仅仅指名了格致、制器之类,而不及人文社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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