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占元,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 济南 250103 孙占元(1958- ),男,山东省文登市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主要从事晚清史研究。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认同经历了多种路向和选择。孙占元认为,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变法图强、反帝爱国、振兴中华的疾呼,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声浪,既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推进了近代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李帆认为,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时期。“政治民族”认同与“文化民族”认同,是考量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点。由此而言,辛亥革命前“中华民族”并未得到普遍认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才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起来,中华民族认同终得实现。俞祖华认为,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概念与民族复兴观念几乎是同步生成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但其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通过摄取时代精神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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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4-0039-17

       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有感于甲午战败的危局,康有为发出“外患乃以兴邦”的呼声,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把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孙中山率先打出“振兴中华”的旗号,发动革命运动,倡导三民主义,致力于革命救国以谋求民族的复兴;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为延缓中国被列强瓜分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这三支爱国救亡力量或先后、或交织地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舞台,在近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外患乃以兴邦”:维新变法与救亡图存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生。”[1](P42)“变法之说,发端于甲午,实行于戊戌。”[2]时人的评价,充分说明了维新运动之兴起与甲午战争的关系。

       甲午战前的许多仁人志士已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积极寻求救国的方略。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提出仿造外国新式船炮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开近代中国海防思潮之先河。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3](卷下,《制洋器议》)的“自强”之道;薛福成等提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4](P543)的“求富”主张;洋务派先后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的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其中心内容是如何防日,即“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5](P337)。洋务派以变局观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认为唯有整顿海防、变法用人,方有所期。1879年日本用武力吞并琉球事件和1884年爆发的中法马尾海战后,清政府定下了“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及“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的调子。1888年5月,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洋务派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但甲午战败和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表明只注重器物层面变革的洋务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着力从制度层面寻求复兴道路。

       对于甲午战争所产生的影响,恩格斯在1894年11月曾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6](P674)甲午战败的创巨痛深,进一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1895年5月,为阻止中日《马关条约》的换约,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强调“穷则变,变则通”,“与其以二万万偿日本,何如以二万万外修战备,内变法度哉”[7](P123)。紧接着,康有为写下《上清帝第三书》,呈递到光绪帝手中,其中指出:“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殷忧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他提出汰冗兵而和营勇、广学堂而练将才、厚海军以威海外的六条变法建议,认为“邓世昌捐躯报国,若加激励,岂患乏人”[7](P139-144)。9月,他与文廷式、陈炽等组织强学会,在《京师强学会序》中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7](P165-166)就甲午战争对民族觉醒的程度而言,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8](P1)何启、胡礼垣在《新政始基》指出:“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啜醴,宜其醉醒无时也”,但是“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9](P183)。陈炽在《上清帝万言书》中也说:“以倭奴蕞尔小邦,遂能力制中朝。受此亘古未有之奇辱,使我中国之人,自上达下,稍有人心者,无不摧心失志,怀愤含羞,痛哭呼天,不能自己。”①

       维新志士们奔走呼号,越出康乾以来厉禁知识分子干政的成规。在甲午战争中曾一向主战的光绪帝和许多朝廷官员也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及残酷。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订前曾愤然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10](P550)在战后的“上谕”中又表示:“宵旰彷惶,临朝痛哭……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章奏者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同时宣誓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②翁同龢阅读了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等变法著作,以及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讨论过聘请西人、采用西法进行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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