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 100081

原文出处:
民族研究

内容提要:

就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政权的特性而言,定居型政治体出于自保,修筑长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但其前提则是双方的对峙。唐朝立国后其战略旨向突进草原,构筑南北一统之王朝,长城修筑的价值因此而丧失。唐朝初起与东突厥的虚与委蛇、总管府之施行与关中要地之驻防等措置,盖皆系此方略成型衍化之环节。唐朝此种战略之出台,固然有双方具体的内外动因,但唐初宗室之胡系文化之渊源,实是外在战略之内因。就此而言,唐的胡汉组合,值得再深入讨论。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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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史研究领域在讨论长城的问题时经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唐朝不修筑长城(作为防御手段)?人们给出的答案通常是:唐朝控制的地域幅度超出了长城,深入北部草原,形成南北统合的局面,长城就丧失了修筑的必要性。①形成疑问的人们经常求诸文献作为论证的依托,典型的理据是唐太宗如下的一番话:

      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②

      我在《唐朝三受降城与北部防务问题》一文里也曾经说过:

      有唐一朝边防的重心更多地依靠人自身的力量,依靠军队的建设,而对于城堡边墙这类物质工程的构建似乎并不十分看重,因而唐朝很少修筑长城或类似的工程固边防守,这一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至于唐朝为什么重视人防而忽略工程,这应当与那个时代中原王朝的政治、社会、统治集团及整个环境有关,更与唐朝及周边民族诸文明诸文化的交融互通有关。③

      太宗说的那番话是在贞观十一年(637)授予李勣英国公的爵位时,就是在剪除东突厥之后胜败定局的情况下讲的,当然有其坚厚的依凭;我的上文也是在唐朝优胜于对手的情况下做的总结。但总结的话语不能替代过程本身,尤其是胜败未定谁也不好说的情况下就将长城的修筑视为无关紧要的结论,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易言之,上述弃置长城的话语只有在结论中或唐朝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个话语展示的过程及其背后隐藏的双方的较量,是什么使得这样的话语出现?本文的写作就是出自这个动机,也是对我18年前提出的问题进行的一个回应。

      首先我们要明确“长城”的概念。我这里引列两条今人的定义作依据,其一是《长城百科全书》侯旭东撰写的词条:“中国古代巨型军事工程体系。由绵延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关堡,以及各种战斗设施、生活设施、报警烽堠、道路网络等组成。是一条以城墙为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纵深梯次相贯,点线结合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④其二是景爱《中国长城史》的说法:“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系古代边境御敌的军事工程。”⑤这两个解释虽然词句多少不等,但均由“形状”与“功能”两个部分组合。尤其是它的功能,也是长城修建的主要动机。如此看,长城主要是以军事攻防的作用显示的,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长城就没有修建的必要。⑥这是我们了解长城的基础。然而在通行的话语中,也常常看到将长城与民族、自然环境等联系在一起,将它(他)们的关系视作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这就涉及长城的修建到底与何种因素存在着直接、对应的逻辑关系。

      如上所述,长城之修建是出自防御的需要,而防御之出现则是特定的群体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当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防护就出现了。只不过长城的修筑需要强权支配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这里,长城是与需求产生直接关系的。至于技术条件,则是为需求服务,与长城的关系处于第二位。长城的出现,是国家政权建构以后的事,或者说这些群体是依托在政治体之上,才有长城的修筑。与此相反,国家政治体出现之前,则没有长城的修筑。以往的事例促使我们断言:长城的修建,是政治体出自防御的需求而产生的,它们之间具有直接的逻辑联系。民族群体、生产技术、自然环境等等,与长城的关联都是依托于政治体而处于第二、第三位的。这一点,可以说是评论唐初为什么弃修长城这一问题的一个前提。

      长城的本质是出自防护的需要。那么唐初是否需要长城的修筑呢?

      首先必须明确:唐朝是需要防御工程的,这与唐朝政权的性质有关。唐朝建立的基础是农耕经济,以种植业为生,土地的固着性使王朝必须做出一切努力或付出一切代价地保护,防卫因此而出现。与此对应,农耕王朝的对手若是游牧政权,则后者的特性表现为骑兵为核心,以流动作战为主要方式,土地固守的观念相对淡漠,所采取的战略通常是进攻而不是防守。⑦面对这样的攻击,农耕王朝自我保护采取的措施,往往诉诸坚固的堡垒和城墙。但这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游牧政权拥有足够大的势力威胁农耕王朝的时候,这种自保才能出现。⑧如果游牧势力不足以构成威胁,农耕王朝就没有必要修建城堡防御,反过来可能要采取行动兼并分散的游牧势力,尽管采用的是松散的赎买政策(羁縻政策即为显例)。

      立国之后的唐朝面临的对手既有形成凝聚力的游牧帝国,也有分散的游牧势力,唐朝在应对这种局势的时候就有所谓的攻防战略。像吐谷浑、契丹这类比较弱势的游牧势力,唐廷采用的策略以安抚为主,辅之以征讨,征讨的目的还是促使这些势力归附朝廷。⑨对唐而言,引起它关注的首要势力就是东突厥。《旧唐书》记云:“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⑩对待如此强盛的势力,唐朝需要采取措施进行防护。然而倘若从突厥的角度讲,唐朝的建立则构成了对它自身的威胁。因为突厥形成政权的时候,长城以南还处在分散的状态中,当初北周、北齐争相向突厥献媚,突厥主宰南部政局,(11)这样的局面被隋朝所抵消,引起突厥的强烈不满;隋末中原再度混乱,突厥又恢复往日之局面,南部各个势力包括李渊在内,(12)争先恐后地献媚和依附突厥,希望得到它的支持,(13)现在唐朝强盛,反过来与自己颉颃,这怎能令突厥忍纳?这表明:当长城南北出现两个或多个强权政治体,双方或多方势均力敌、谁也征服不了谁的时候,对峙就出现了。对峙成立的缘由就是各自具备政权建构的基础,以及由此基础形成的中心本位。自我为中心的政治体建构具有普适性,(14)就欧亚东部而言,长城南北自然环境与经济条件差异所形成的王朝,也非常鲜明地构筑成为农业王朝和游牧帝国,它们分别以中原和草原为核心,形成了政治主宰的核心区-外围区的体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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