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3-0116-08 作为首都和中国仅有的两个超大城市之一①，北京的影响力无可匹敌。北京发展战略的选择，对于京津冀地区乃至全中国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但目前北京的发展已面临内外双重问题：从内部考察，北京市本身存在日益严重的城市病等问题；从外部考察，北京在京津冀地区难以发挥应起的领头羊作用，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未达到期望值。现有研究中，绝大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是导致这两大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1]。然而在提出具体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对策及建议时，目前比较流行的思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北京的健康发展和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有必要对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内在本质、疏解目的和疏解思路作深化研究。 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内涵 (一)现有关于非首都功能的认识 在现有讨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文献中，许多学者将非首都功能与城市功能进行对比予以说明，这种观点认为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就是没有包含在目前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中的功能。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屡经调整，最新的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2]。因此，绝大部分学者认为非首都功能就是在这四大城市功能定位以外的城市功能。这种认识并不存在任何学术或知识性错误，但却无助于在实际工作中推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内部，不同城市功能之间密切相关、互为支撑，几乎不可能将某一城市功能从城市功能集合中完全分开。因此，单纯从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功能类型来区分北京的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这种思路难以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具有可操作意义的具体措施。 (二)非首都功能内涵——首都属性对城市功能的过度影响 明确非首都功能的内涵，不能从城市功能定位或城市功能的类别入手，而应从与其他非首都城市所存在的根本差异即北京的首都属性入手。严格地说，任何大城市的城市功能集都是类似的，因为任何城市都会先天性地承担一些功能，如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提供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只不过在不同功能上存在结构和规模上的差异而已。与此同时，诸如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社会人文以及外部政策等城市属性都会对城市的功能产生影响[3]。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实际上就是指北京的首都属性对北京先天附带的城市功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毋庸置疑，首都属性对于北京自身过去的发展肯定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首都属性的影响已经反过来开始演变为制约北京可持续健康发展和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因素，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实际上就是排除首都属性对北京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出发，只有坚持以北京的首都属性为出发点，对其影响北京和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机理进行研究，才能够为疏解非首都功能提供具有可行性的思路与具有可操作的措施及方案。 此外，不同于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属性，首都属性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因而需要更进一步辨析其具体含义。根据首都的内涵，首都属性可分为两个部分：国家形象属性和中央政府所赋予的高级别政治地位属性。所谓国家形象属性，是指首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交流和展示的窗口，代表了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所谓中央政府所赋予的政治地位属性，指的是作为首都的城市，往往由于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其政治地位较其他同级行政区域要高得多。这两大属性是首都属性的基本组成部分。 (三)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意义 目前，北京的城市病现象和京津冀地区发展失衡局面亟待解决，在所有的措施和手段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无疑是重中之重。它不仅是保持北京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同样也是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应从北京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两大目标、两条主线、两个层次的视角上考虑疏解策略及方案。 二、非首都功能的体现——首都属性对北京和京津冀地区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对北京自身发展的负面影响及机理 首都属性的两大部分对北京自身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体系的正常演化路径被外力干预和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极化分层。 1.首都属性的国家形象部分导致北京产业体系演化路径被干扰 大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后，会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结构是第三产业比重逐渐提升的结果；同时任何一个城市产业体系的演化都有其正常的速率和比较固定的路径[4]。然而，国家形象属性导致政府干扰了北京市过去的发展过程，致使北京自身产业体系的演化偏离正常路径。以第三产业的比重变化为例，北京第三产业比重由2000年的58.3%提高至2013年的76.9%，十三年间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8.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43个百分点；而中国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2000年的第三产业比重为52.1%，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为62.2%，十三年间第三产业比重只增加了10.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仅0.78个百分点。2000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比上海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高，在正常的情况下，基数较高的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提高速度要低于基数较低的城市，也就是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速应低于上海，但21世纪前十三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增加速度居然是上海的1.83倍。另外，可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作为一次自然实验来佐证北京市政府对自身产业体系的干预。以申奥成功的2001年为样本初始年，2002-2008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由2002年的61.3%提升至2008年的75.4%，六年间提升了14.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2.35个百分点，而奥运会成功举办后的2009-2014年，北京市的第三产业比重由75.8%提升至77.9%，五年间只增加2.1个百分点，年均只增长0.42个百分点。换言之，在奥运会举办前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年均增长率是奥运会举办后年均增长率的5.60倍，由此可见政府对产业体系演化路径干预力度之大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