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对当年代中国大陆活跃的行为艺术做过系统完整的报道、分析和研究，并以“中国当代行为艺术考察报告”为题发表，首发于《今日先锋》第七辑，①并经过各种媒体的转载而收录到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历史文献》中。②在随后至今的近20年跨度里，大陆的行为艺术经历了21世纪初的再次激进爆发和激烈争论以及随后的常态化和零散化，似乎并没有形成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更多的反应主要体现在艺术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中——行为艺术的表演和行动不时会经由各种个人或机构的自媒体和第三方媒体报道与传播，却并未构成学术界和批评界认真而集中的反应和讨论。 这种现象的存在，毫无疑问，与不同年代语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简单地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初期称先锋艺术或前卫艺术)连同行为艺术的方式，面对的是80年代之后人文主义理想热情的衰弱和市场经济带来的重商意识的盛行以及艺术市场的阙如，而21世纪以来却面对的是一个艺术市场的兴起和商业意识与消费主义的全民化。不同的时代语境为对其中不同的行为艺术现象和活动进行分析、解读和评价，提供了批评的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年代和不同语境中所产生的行为艺术具有某种时间先后次序上的优劣之分，反倒是彰显出一种强烈的理论需要，让我们能够超越各自时代的特征之外去探寻准确认识行为艺术的带有规律性和根本性的学术话语。因为在当下行为艺术的语言、形态和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高潮消退的大背景下，如果要展开我们的批评性研究，其目的就不仅在于对发轫于80年代、成型于90年代、普泛于21世纪的中国行为艺术做系统的梳理和回顾，倒更在于立足当下和面对未来，为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提供富有建设性和可持续性的学术依据和思想路径。 这需要我们在今天重新完整地理解行为艺术的丰富内涵，而不仅仅是单向度地从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传统、艺术与商业这些二元对立的关系来解读行为艺术在不同年代和时间节点上的特定意义。事实上，无论是90年代的行为艺术还是21世纪后的行为艺术，从艺术家对身体承受力的表现和身体作为媒介所发生的各种社会性行为的背后，我们看到一条值得认真讨论的重要线索，就是艺术家作为人与观众作为人的交流。 行为艺术的基本要素 艺术界众所周知，行为艺术必须包含以下四项基本元素：时间，地点，行为艺术者的身体，以及与观众的交流。显然，这与绘画和雕塑等在空间上具有自足性和封闭性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刻的区别。在这四个要素中，头两个，即时间和地点的具体和限定，是为了使艺术的行为表演与日常的行为举止区别开来，这当然也是所有视觉艺术都必须具备的——尽管绘画和雕塑可以移动和异地展览展示，但对空间和时间依然有很高的要求，比如什么样的封闭空间和什么样的墙面、灯光，等等。而行为艺术者的身体和与观众的交流，则是具有排他性的惟行为艺术所独有的元素。以往的包括绘画和雕塑在内的所有视觉艺术，都必须借助于物质化的视觉媒介形式来表达艺术家与观众交流、沟通的观念和意图，因此，艺术家艺术创作行为总是以物质化的实存媒介的形式呈现，然后在特定和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展示出来，与观众交流。行为艺术则突破了靠二维或三维视觉感知来创造物质化的视觉媒介这样的静态空间的限囿——换句话说，物质化的视觉媒介消失了，被替换成了艺术家本人的身体，艺术家本人直接出场，其身体作为视觉媒介和形式，与作为画布底色的现实环境与特定时间一起，将空间的物象演绎为时间的事件，将静态的图像展示转换为动态的身体表演，并借此营造一种易于和观者交流、沟通的情境空间。 显然，特定环境和含义依托下艺术家主体的身体的出场，宣示出行为艺术对艺术家的行为过程本身意义的强调和注重，是典型的具有表演性特征的过程艺术形态。这个艺术形态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集中出现，不仅是艺术自身发展和革命的需要，更是艺术交流和分享的需要——消解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观众对艺术创造行为的认同感，就不需要再借助于视觉化的他物和形式，而直接将创作主体的创作过程用身体为媒介呈现出来。没有什么比身体本身更能体现出身体的主人的意图和观念了! 中国行为艺术的现实境遇与理论盲点 统观迄今为止关于中国行为艺术中身体的评论和阐释的角度，基本以社会现实、政治隐喻以及艺术传统批判为主。形成这样的维度有着长期而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欲望的表达是以心理的想象为最高上限，身体性和动物性的感觉是被抑制和杜绝的。对身体的政治性和制度性限制，似乎总是与心理想象和意识表现相对立，要高扬后者的主体精神和自由畅快，就必须杜绝身体性的欲望的直露。因此，当身体性的行为艺术兴起时，对这种艺术方式的评价就自然首先与其对政治性和制度性的限制的突破联系起来，从而将行为艺术视为一种反抗和抵制的行动力量。 当我们从对限制的反抗这种评价再深入一步，去探究这种长久以来的历史限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的欲望毕竟是以动物性的身体为承载的，试图在艺术创作中将欲望脱离开动物性的身体而更多地交给意识和心理活动，并且加以任意的剪裁，在现实中终究证明无法回应当代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环境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显得力不从心，言不达意。于是乎，当身体性的欲望之门更能够接应当代日益丰富和变化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时候，当动物性的感官感觉更能够突显当代世界的全方位意义的时候，艺术家们对欲望的身体性和动物性的倚重，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于是乎，长期形成的历史传统和政治限制，与身体性的欲望表达之间的背离，以行为艺术创作与社会伦理和道德禁忌的边界争论与冲突的形式，成为艺术界、法律界在社会和体制的层面上博弈的焦点，在中国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话语战争，它并不因行政部门的禁令而终止。行为艺术就这样长期以来围绕着身体的欲望、动物性，在伦理和道德的边界被讨论、质疑、批判甚至于被取缔。也就这样被行政部门的禁令和评论界的迷顿弄得渐行渐远，成了一筹莫展的僵局和死棋。 交流与互动决定行为艺术的成败和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