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对青少年学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2)上海数据的分析

作 者:
曹谦 

作者简介:
曹谦(1986-),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新疆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江淮论坛

内容提要:

通过拟合模型发现,不论是独生子女家庭类型,还是非独生子女家庭类型中,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子女学业能力都比那些缺失母亲的子女要更好。但与此同时,母亲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还受到兄弟姐妹家庭成员的约束,即使在没有母亲陪伴生活的条件下,独生子女青少年的学业能力表现为优秀和良好的概率仍高于那些来自有母亲的非独生子女家庭的青少年。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引发了诸多的社会弊端,但是单从青少年学业能力表现而言,独生子女家庭的青少年享受了较为集中的家庭资源,从而使其学业能力的表现要比那些非独生子女家庭更好。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5 年 10 期

字号: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182-007

       一、引言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为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它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领导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OECD秉持的信念是“今天的教育即明天的经济”。出于对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的反思,为了进一步改善教育政策,OECD于2000年正式实施了跨国学生评估,之后每隔三年评估一次。PISA项目所针对的是未来社会青年,他们在即将结束基础教育前,应已具备相关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这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目标。因此,PISA项目并不以单纯的书本知识为核心,而是着重研究全球基础教育末期15岁青少年在个人、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能够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态度去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张民选等,2011)。除此以外,PISA学生问卷还涉及诸多关于教育分层的分析变量,因此方便研究者了解全球基础教育的公平性。

       2009年中国上海地区15岁青少年学生首次参与PISA全球测试评估(陆璟,2009)。令人惊喜的是,2009年上海地区学生在三项测试(数学、阅读、科学)均斩获冠军,引起了全球基础教育研究和社会人士的大讨论。从2000年至2006年期间,芬兰作为西方国家高质量基础教育的代表一直是学习的榜样,一直被誉为世界基础教育体系最好的国家(Sahlberg,2011)。然而,上海学生的优秀表现打破了西方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全球基础教育方向标从西方芬兰转向东方上海的转折点,标志着亚洲世纪的形成(Sellar and Bob,2013)。2012年PISA测试结果再一次展现了上海学生的优异表现。

       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学校以外,家庭是青少年最密切相关的场所。家庭作为代际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等传递的主要媒介,其本身的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的学业能力表现也值得认真探讨。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利用上海2012年的PISA数据来探讨家庭结构对学生学业能力影响的情况。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以及母亲是否缺失对青少年学业能力影响较大。

       二、文献综述

       科尔曼很早就指出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家庭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Coleman et al.,1966),此后这一观点被众多的实证研究印证。国内学者对教育分层研究也大都基于父代社会经济背景,阶层差异会导致代际教育资源差异的理论假设。

       作为本文重点讨论的家庭结构因素,以往的文献也多有涉及。单亲家庭的学生往往在学校测试中处于劣势(Downey,1994;Rodgers and Rose,2001)。在核心家庭中,单亲家庭对儿童教育的获得负面影响较大(刘精明,2008)。2009年PISA上海数据显示,单亲家庭学生数学成绩显著低于双亲家庭学生(侯玉娜、沈爱祥,2014)。除此以外,研究表明离异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要比非离异家庭子女差(Dronkers,1999)。父亲缺失的家庭子女学业表现比有父亲的家庭要差,并且缺失父亲的家庭对男孩子的负面影响高于女孩子(Sigle-Rushton and McLanahan,2004)。Downey(1994)研究指出尽管单亲父亲家庭的孩子比单亲母亲的家庭孩子要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但单亲母亲比单亲父亲更能够给孩子提供人际关系资源(interpersonal resources),单亲父亲家庭的孩子学业表现并没有比单亲母亲家庭要好。Ruben Anguiano(2004)区分了双亲家庭(Two-parent households)、双亲联合家庭(extended two-parent households)、单亲联合家庭(extended family households),并论证了双亲家庭对学生完成高中学业起到显著性积极影响。Holly Heard(2007)将家庭结构分为亲生父母家庭,亲生母亲及继父家庭,亲生父亲及继母家庭,单亲母亲家庭,单亲父亲家庭,无父母家庭,并指出种族差异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有所作用,单亲母亲家庭结构对黑人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负面影响相对较弱,无父无母家庭结构对西班牙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负面影响相对较弱。Judith Blake(1981)研究了家庭子女数量对子女教育质量的影响,指出家庭子女数越多反而不利于子女的教育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稀释理论假设。中国社会中,家庭同胞数量对儿童教育机会的影响总体是负面的(刘精明,2008)。Lu Yao和Donald Treiman(2008)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了家庭子女数量与教育获得的关系,指出当教育机会减少和需要竞争时,大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获得教育的机会会减少;当教育扩张并且教育费用相对便宜时,家庭子女数越多的负效应就消失了。不论在什么历史时期(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男孩的受教育机会都不受家庭子女数的影响。女孩子的受教育机会在教育资源稀缺时受到家庭子女数的负面影响,但这种负效应在“文革”时期由于倡导平等主义消失了(Lu & Treiman,2008)。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尤其当她们有兄弟的情况下,女孩子受教育的时间相对男孩子要少(叶华、吴晓刚,2011)。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