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5.04.014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5)04-0091-08 “逃回北上广”是与“逃离北上广”相伴而生的，其相关群体主要是“青年白领”，多为出身劳工阶层的“70后”与“80后”大学生(“北上广”，指北京、上海、广州)。尽管农民工也常往返于“北上广”，但他们仍处于社会流动的底层，其迁徙是平行流动，相对应的词语是“用工潮”和“返工潮”。“逃回北上广”的代表群体是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相对于父辈而言，他们已经是成功向上流动的一代。当下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对于“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研究感性描述太多，理性分析较少，对其生存状态的描述过于悲观；对于原因的分析比较消极，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强调他们是“被逃离”的，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另外，现有研究缺乏个人观照，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本土语境的分析。因此，针对上述不足，笔者在反思“逃回北上广”现象的基础上进行了问题界定、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 一、理论观照：两个制度、两类教育和两种文化 许多经典的社会学理论，比如吉登斯的反向流动理论，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奥伯格的文化冲突理论为此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一)反向流动：现代性后果与本体性焦虑 吉登斯指出，社会流动的研究大都以流动的客观尺度(流动的程度、方向等)为重点，对“主观”感受研究较少，因此他特别研究了人们阶级地位改变时的主观感受。社会流动会产生不平衡感、隔绝感和漂泊感。为此，他提出了“本体性安全”和“本体性焦虑”的概念。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及社会与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对人或物的可靠性信心关涉到人的本体性安全。如果基本信任感没有得以建立或内心矛盾没有得到抑制，后果便是本体性焦虑。现代性的特征和后果有时会降低人的信任感，导致存在性焦虑[1]。现代性即城市化，它对城市本身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作用。一方面，城市化集中了人力、物资、服务与机遇，同时也分裂、削弱了地方传统和现存网络的完整性。与集中化和经济增长并存的是边缘化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它使得发展中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大量城市居民处于边缘状态[2]。 “重返北上广”所反映的“大城市陷阱”与“小城市困境”便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北上广”的过度城市化损害了边缘群体的本体性安全，使身居其中的这些边缘群体在焦虑中离开“北上广”。而小城镇也同样如火如荼地经历着城市化进程，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被打破，原本熟悉的乡村不在，身居其中的这些边缘群体已经失去了自己在原来乡土中的位置，被迫再次迁移。过度城市化以及中国特色的户籍藩篱与社会排斥，形成了“大都市化陷阱”[3]，年轻人逃回家乡却遭遇“小城市困境”——交流圈较小，规则制度不完善，人际关系更复杂，向上的空间更逼仄，生活方式相对单调[4]，“小地方，要靠爹”，回到家乡反而“人生地不熟”，因此再次“逃回北上广”。 (二)阶层魔咒：“寒门”再难出“贵子”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文化资本是某种形式的权力资本，比如教育文凭，它已经作为一种资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变成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之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促进中下阶层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已成为共识，然而，由此导致人们对于教育期望过高，过分扩张教育也带来了不良后果。刘云杉指出过度教育导致“寒门难出贵子”，“扩招导致了大量新型学生及其非传统境遇的出现”[6]，“教育的筛选功能遭遇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文凭作为能力识别、身份识别以及市场交易符号，在不断膨胀中迅速贬值……穷孩子早已玩不起这场竞赛……过去尚可待在底层，现在却要使出全身解数，投入奔跑。假如停下来，即意味着再也找不到位置，哪怕是最底层的位置”[7]。 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指出，劳工子弟在部分地洞察主流文化时，也以反抗主流文化的形式选择自己的道路。劳工阶层子女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具有文化上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难以摆脱父辈的命运，继续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8]。 文化再生产理论可以解释劳工阶层子女为何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虽然农民工子女仍然难以摆脱相似的命运，向上流动失败，重新落入下层阶级(离开“北上广”)，但由于学校具有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尤其是各类学校不仅“培养学生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同时还不断排斥被支配集团的历史、经验与梦想”，“对于一个下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断裂”[9]76。农村大学生回乡时已经无法适应原本出身的下层阶级生活，重返“北上广”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三)身份困境：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 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提出文化冲击(突)的概念，文化冲击(突)指的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社会符号不熟悉而产生的深度心理焦虑感”。[10]15金扬提出了文化适应理论，他认为，一个文化中的个人或群体向另一个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表现为“压力—调整—前进”的动态形式，进两步，退一步。[10]16文化冲击(突)与适应理论还为此现象提供了积极的视角——“重返”并不一定是“逃离”，是“撤退”，也是人们主动文化调试和适应的方式之一。 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也是青年白领“逃回北上广”的主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并在小城市中被“固化”，权富二代“集体世袭”现象严重，“逃离北上广”者作为弱势群体二代，面对权力和关系网络所形成的潜规则，无奈中只好再次“逃回北上广”[11]。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在于城市聚集了大量拥有相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些为人们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沦陷于精神荒漠[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