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巨大社会变迁，使中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在不同年龄的人身上表现得程度也不同，青年人走在了变化潮流的前列并成为变化的推动者，中老年人则对社会经济变迁的反映较为迟缓，接受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较为缓慢，部分人甚至拒绝变化，这就导致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代际差异。最近二十年里，这种代际差异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80后和90后现象的凸显则是其充分的证明。社会公众普遍观察到，这两代青年群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与前几代人有着极大区别。如何从宏观社会变迁视角解释这种代际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如何理解这种代际差异对于社会政治变迁的深刻内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代际价值观转变及后物质主义转型理论对这种代际差异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他采用43个国家的实证数据证明，在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都存在着价值观念的代际更替和后物质主义转型现象[1]，他把这种代际价值观转变现象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2]。许多中国学者采用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4][5][6]，不过，这些论著大多局限于理论陈述或基于经验观察的一般性分析，较少采用实证数据检证价值观念代际更替和后物质主义转型现象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反映在80后和90后青年身上。而少数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包括英格尔哈特的分析)，则认为中国虽然出现价值观的代际差异，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还未到来，即使青年一代也还是以物质主义为主流价值观[1]。这一结果似乎与许多的理论分析结论相左，并且也与80后和90后青年人的自我评价不相符。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比较不同年龄人群的社会政治价值观，重点分析80后和90后的社会发展理念，显示青年一代的价值和行为取向是否预示了“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来临。 一、代际价值观更替与后物质主义转型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于1971年发表的《欧洲静悄悄的革命：后工业化社会的代际变迁》[2]一文和随后于1977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价值观与政治行为方式》[7]一书，提出了价值观念的后物质主义转型的观点，这也被称之为“后物质主义理论”。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包含两个基本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是指个人价值优先排序反映其社会经济环境，当一个社会出现某种需求匮乏时，人们会给予它最高关注，从而形成优先价值观。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源匮乏、安全没有保障，人们的优先价值观是寻求生存和安全；在工业化社会，人们急迫寻求利益最大化，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质主义成为优先价值观；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享受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福利政策之后，优先价值观转向追求对个人主观幸福以及自我表现和政治参与的后物质主义。社会化假设指的是在社会经济环境和价值优先排序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成年期之前的状况，在成年后，经济环境的改变很难影响其基本价值观。未成年阶段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取向，而每一代人由于青少年时期不同的生活境遇形成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而代际更替推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 英格尔哈特认为，西欧社会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分水岭出现在1945年，或更早出生的人与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福利保障水平不断的提高，使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价值观念逐步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型。随后，英格尔哈特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理论应用于欧洲以外社会的价值观转变，他于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8]和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1]两本著作的研究结果显示，后物质主义理论适用于解释不同制度和文化类型国家的价值观念变迁。英格尔哈特强调，价值观变迁的原因在于人们成长期安全感的大幅度上升，而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基于第二轮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证明了后物质主义理论足以用于解释不同制度和文化类型国家的社会政治现象。第二轮世界价值观调查范围不再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是涵盖了从低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从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西方民主国家到威权政治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等各种类型的国家。基于这些实证分析，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一部分，他提出了两个关键的文化维度来解释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第一个维度是由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向世俗—理性权威(secular-rational authority)转变，第二个维度是由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向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转变。第一个维度的转变通常发生于由前现代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即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第二个维度的转变则发生于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即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英格尔哈特在两个文化维度确立的坐标系中，确定了特定国家所在的位置，绘制出了世界文化图谱。依据这两个文化维度的划分，发展中国家与前现代国家呈现出强烈的传统权威特征和生存价值观倾向，这些社会注重宗教、传统的家庭伦理(家长制、男尊女卑和传宗接代等)，人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是经济和物质安全；而发达的西方工业化社会则呈现强烈的世俗—理性权威特征和幸福价值观倾向，在这些社会中，宗教和权威的作用弱化，人们对于离婚、堕胎、安乐死、同性恋等违反传统道德伦理的行为更为宽容，其优先考虑的问题从关注经济和物质安全，更多地转向个人的幸福感、自我表现、公共参与以及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