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研究部署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中央最高决策层专门针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进一步释放出以创新驱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明确信号[1]，同时又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因此，要强化激励，大力集聚创新人才[2]。 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了全面阐述，同时又强调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和部署，这是对创新政策要适应创新战略提出的新要求。近年来，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创新与政策之间的联系。Lynn & Smith[3]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创新理论与创新政策实践，发现创新理论与创新政策之间联系紧密，存在一个南问题驱动或是危机驱动的互动学习过程。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创新的认识与实施的演进来看，我国的创新战略与创新政策也呈现出关联演进的关系。同时，随着从国家层面不断强化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创新战略与创新政策的驱动与互动关系也更为紧密。本文将在梳理创新政策演进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的基础上，基于创新政策及创新战略驱动与互动的演进趋势，以及创新政策如何适应创新战略的实践要求，对我国创新政策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构加以研究。 1 创新政策演进梳理 1.1 创新政策理论演进 大部分学者认为，创新政策作为国家明确制定与实施的一种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将创新政策理论的演进历程分为4个阶段[4]。 第一阶段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二分法”政策框架主导时期。这一阶段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但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范围上表现出谨慎的有限性。这种理论仍然将技术创新过程看作一个“黑箱”，认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会自动使黑箱的内部运行机制调整到最优，政府不必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只需关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5]。政府不必在产业技术研发、扩散与商业化过程中有所作为，只需为大学和公共部门的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资助。 第二阶段是始于20世纪80-90年代初的新熊皮特学派政策主张主导时期。新熊彼特学派继承了熊彼特关于创新过程是一个多因素、多环节参与的思想，认为技术创新各环节都需要政策支持。该学派主张扩大政策范围，认为创新政策不仅要重视基础研究，还应重视技术应用与开发研究的各个环节；各国政府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还要重视制度创新，通过改变制度环境保障创新。 第三阶段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创新系统政策时期。弗里曼最先使用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国家创新体系学派在创新研究中运用“系统范式”，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组成的结构网络。这一阶段创新政策的制定更注重系统性，政策重点是积极构建国家创新系统，使结构网络中各个环节互为补充，使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经济增长联系更加紧密。 第四阶段是始于21世纪初的国家创新能力全面提升时期。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空前转变：一是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同时合作也更加紧密；二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经济和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将建立创新型国家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旨在全面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1.2 从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的演进 研究者普遍认为，创新政策的核心是科技政策。从演进过程看，科技政策先于创新政策，创新政策在科技政策演进中逐渐发展形成。科技政策的演进是一个由嬗变、分化到聚焦的过程[6]。 (1)经济商业场域中的科技政策。企业、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消费者共同构成了场域中的政策主体。其中企业是主角，大学和科研机构通过知识生产和技术研发为企业提供科技支撑，政府为知识生产和企业创新提供政策引导和扶持，消费者需求是拉动创新与启发创新的重要力量。 (2)狭义科技政策定位。部分学者认为狭义的科技政策包括科学政策、研发政策、技术政策、创新政策。伦德瓦尔[7]在《牛津创新手册》中对科技政策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将其分为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同时也含有科技政策、技术政策和创新政策的演进趋势。 (3)创新政策演进。从科学政策到技术政策再到创新政策是一个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绝非“扬弃”，而是一个发展与整合的过程，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是对前者的丰富与完善。创新政策包涵了科学政策和技术政策，并从系统和网络的角度，为科技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完善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