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5)03-0005-12 先秦诸子是中华思想的元典。无论是儒学，还是非儒学派，其历史兴衰、地位升降均与思想史密切相关。清代考证子书的成果集历代研究之大成，洋洋大观。因此，近年论者多从考证学认识清代诸子学，甚至仍有“诸子学是学术史”的说法。学术史与思想史本非绝然两分，清代经、子之学的此消彼长，也不仅是学术内部的调整。当时学者研究子书的机缘不尽相同，而对子书的评价、阐释，乃至文字校注，多少折射出思想观念和学术取向，与时代思潮息息相通。倘若仅从考据成就而论，则可能浅视、低估其固有价值。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学派的升降、兴衰往往与政局变化、思想格局难解难分。罢黜某某，独尊某某，并不是汉代独有现象。纵观有清一代，诸子学经历了从异端到复兴的逻辑演进，可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本文大致就其不同阶段，对其主要脉络和思想角色再加梳理，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异端的思想魅力 《论语》曾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语。孔子之时，杨朱、墨翟之学未兴，是故该书所谓“异端”，并不特指杨、墨。其后，孟子曾以“无父无君”斥杨、墨，宋儒遂视非儒学派为异端。汉魏学者何晏训“攻”为“治”，宋儒因之。邢昺注云：“异端，谓诸子百家之书也。言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①朱熹也说：“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为害尤甚。”②从宋代到清代初期，理学家大多接受了这种思想，将道、法、墨等非儒学派列入“异端”。 程朱理学适应了明、清鼎革之后由虚返实的学术潮流，也成为诠释清朝道统和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而尊儒抑子也是清初“右文之治”的基本内容。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颁上谕：“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诐说，概不准收录。”③这是清廷及清初理学人物对于诸子百家的基本态度。理学家李光地、熊赐履和陆世仪等人明确排斥子学。李光地赞赏孟子辟杨、墨：“杨、墨被指着病痛深切处，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故其书遂无传。”熊赐履著《学统》，更是将诸子之言归为异端④。 在异端话语的笼罩下，清初期的老庄研究没有起色。《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道家类》的“著录”和“存目”共收录清代前期研究老庄的著作十多种。而收入《四库全书》的顺治帝《御注道德经》、理学家张尔岐的《老子说略》及雍乾之际医家徐大椿的《道德经注》，都是从理学或者道教养生的角度来阐解老庄。在《四库全书》中，“道家类”排列在子部“释家类”之后，均被视为神仙外道。其总目提要云：“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灵验记》是也……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⑤可谓继承了唐、宋以来儒家排斥释、道的思想传统。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清廷的官方理学在学术上几无发展。有些“理学名臣”热衷于抄辑、拼凑前人旧说，名为讲求性理，实则猎取政治资本。正如梁启超所云：“靠程朱做阔官的越发多，程朱旗下的喽啰也越发多。”⑥风气所及，大批打着理学旗帜的假道学先生纷纷登台表演。这种现象透露的文化信息是，儒学在历经了唐、宋更新之后，至明清之际逐渐丧失思想活力，存在汲取非儒学资源的内在需求。与此同时，王朝更替在士人心灵上产生了巨大震动和伤痛，诸子学说成为慰藉心灵和思想创造的资源，汲引了一些保持气节而远离新朝的学者，这是方以智、王夫之、傅山等人重视、研究诸子的思想语境。他们并不像黄宗羲、顾炎武那样抨击专制主义，呈现“早期启蒙思想”特征。但其诸子学较之虚假繁荣的理学而放射出耀眼的思想光芒。 王夫之没有逾越儒学边界，却汲取了诸子思想，著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吕览释》、《老庄申韩论》等。他肯定老庄学说，认为其害不如申韩之学：“建之为道术，推之为治法，内以求心，勿损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贼天下，古之圣人，仁及万世，儒者修明之而见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于此而不能因流于诐者，老庄也。”申韩则反是，“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而毒及万世。”故他对儒者“于老庄则远之惟恐不夙，于申韩则暗袭其所为，而阴挟其心”的做法“惑之甚”⑦。这种看似偏颇的言论流露出消极避世的心态，却也是对清廷铁骑四出、荼毒生灵，不断强化文化专制主义的抨击。就哲学上看，王夫之批判性地援道入儒，既摒弃老庄菲薄仁义的社会思想，又肯定《庄子》“通天下一气”的本体论以及老庄“多寡、长短、轻重、大小皆非耦”的辩证思想，并且指出：“大小、长短、修远已不能定，而况于万物乎?”⑧这种观念导致其对非儒学派表现出宽容态度，认为诸子“相竞于是非而不相下，唯知有己而立彼以为耦……其始也要以言道，亦莫非道也”。而“夫其所谓是非者，岂是非哉!彼此而已……故有儒而后有墨兴，有墨而后儒之说盛。”⑨王夫之没有以道、墨之学取代儒家的内圣外王，但摒弃了儒家的异端观念，建构了超越清初理学的思想体系。 同样经历鼎革之痛的傅山则反思儒学之弊，认识到“经术蔽腐儒，文章难救时”的现状⑩。康熙十七年，清廷诏举“博学鸿词”，廷臣荐举了傅山，但他却以老病请辞。之所以如此，主因是傅山思想上不认同清廷宣扬的理学，尤其鄙视那些纷纷跻身仕途的道学家。理学人物好谈仁义、性理，而傅山自称：“老夫学老庄者也，于世间诸仁义事实薄道之，即强言之，亦不能工。”⑤故他以“石道人”为号，著述亦以“贫道”自称。然而，与出家道士不同的是，道家是傅山的思想归宿，更是其批判庙堂理学的思想资源。他指出：“明王道，辟异端，是道学家门面，却自己只作得义袭功夫……今所行《五经四书注》，一代之王制，非千古之道统也。”⑥由此可见，傅山不只是不愿做官，散漫游历，而是根本上不认同清朝所确定的道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