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5)03-0112-12 方执国政的谭延闿五十寿辰征诗时，光绪甲辰科(1904年)同年进士金梁赠诗中有“吾自著书君治国，百年再看孰功多”①，其中便昭示出清季士人群体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与理想分流。如果可以把从政治转向文化看作是清末民初士子较为典型的一种生存转型，那么就有必要以个案的形式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完整细致地考察，以展现此一转型时期士人经受着怎样的社会认知、行为应对与心理调适。笔者在梳理清季癸卯科(1903年)、甲辰科(1904年)会试存世文献时②，注意到一部由澹庵撰写的《癸卯汴试日记》，封面题签为“息云庐丛刻二·癸卯汴试日记”，下缀“澹庵署”三字，扉页有“丙寅仲冬付印”字样，“丙寅”为民国十五年，也即是说此书刊刻于1926年。作者记述了由家乡苏州赴开封参加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会试的经过，其中尤其提到应试同时携带大量新书在开考前售卖。这一异常现象对于重新认知和把握清季士子的思想脉动以及“士子”概念的内生性流变具有重要意义。以下便通过三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层递考察，第一部分从士子会试兼售书的角度解读《癸卯汴试日记》独特的史料价值，同时探讨清季“士子”概念所发生的歧变现象及其后果，这也可以说是对“何为士子”问题的提出与解答，第二部分通过乡会试同年齿录的引入来考证日记作者的真实姓名与基本履历，第三部分则以日记作者为个案进一步考察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也即拆解和回应清末民初朝代鼎革与社会转型之际“士子何为”的问题。 一、“会试售书”的空白填补——《癸卯汴试日记》的史料价值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初一日，澹庵一行六人从家乡苏州分两路启程，澹庵与友人金康伯先到上海办理携带书籍事宜：“二月朔日，晴。晨钩稽行李，十一点金君康伯舟人来，下行李毕，同下船赴沪……是役也，同伴六人，约乘民船至亳州起旱。陆君守墨、管君君谟、孙君汝楫、陆君棣威……余与康伯至申地办书，期至镇江会集。”③二月初三日，澹庵与友人在上海的“新中国书社”选定各书：“初三日……星昭约同至新中国书社拣定各书，督其装好。”④二月三十日，澹庵一行由水路至亳州后，起旱换轿车，澹庵在《自界沟至毫州途中纪事》诗中有“聚谋桑下无善策，拚尝艰苦抵汴梁。遂更小艇如一叶，载书十箧衣数箱。”⑤从诗中的“十箧”表述来看，澹庵等人携带的书籍数量甚为可观。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澹庵等人终于在三月初四日抵达汴梁：“初四日……四点钟抵汴城，前月杪连日积雨，城中街道泥泞如浆，深有二尺许。余车至吴胜角，骡足下陷几不得进。”⑥甫抵汴城，澹庵等便张罗书社开始售书：“初六日，晴。料理学社书籍，以便发卖。昨日已预贴招纸，自辰至酉倦于应付。计售去五六十金，利息颇厚。惜乎迟到数日，场期已促，不能卖完耳。”⑦其中“自辰至酉倦于应付”，足见士子购买之踊跃。至于当时书籍流衍的类别，可以从王惟泰的《汴梁卖书记》中侧面读出：“各省公车约五六千人……在抡才者以为精华所萃尽在斯矣，然其间程度相去，正如七级浮屠。试将旬日间买客约略位置：其最多之多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至或问《子史精华》、《四书味根》、《五经备旨》者，此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者，为最下乘。其次则问《商榷》、《扎记》、《掌故汇编》、《九家古注》、《七经精义》等书，是为旧学中已得门径者，为次下乘。若购觅《朔方备乘》、《航海图经》及《泰西新史》、《政治艺学全书》等，则渐有新旧过渡思想，临文时能解调查者，为中下乘。至讲求公法，详考路矿，采访学制，搜讨兵政，东西各书籍者，虽不外得第起见，然已预备得第后之进步，是为中乘。若考察理化各科，工商诸业，殖民政策，建国主义者，其胸中已有成竹，特假文场为发挥地，不系心于得失者，是为上乘。至留心民约、社会、立宪、国法，则其思想已臻极点，方针已有定向，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是为更上乘。”⑧虽然士子程度分化颇大，但此种分化或者说分层也从侧面表明此时应试士子的知识负载与思维结构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以及正在孕育新的变革因素的普遍动向。清末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后应试士子兼售新书的现象，不仅对重新认识和评估清季士子的思想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士子应试身份的多重性——如此例中考生兼书商的双重身份，还导致了“士子”概念界定的模糊，也即产生了“何为士子”的问题，而这又恰昭示了作为传统四民之首的士阶层在清季正在面临着的解体危机，导致这一危机的背后推手并非惯常认为的仅仅来自作为考试既得利益方的官方改革者以及新知识阶层，而是还有来自士阶层本身的自新也可以说是自戕之举。 相似的情况并非只此一例，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江南乡试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浙江乡试中，都出现了应试士子兼售新书的场景。光绪二十八年秋，身为上海开明书店股东的夏颂莱“以长者命”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在《金陵卖书记》“绪言”中详细交代了此次应试兼售书的缘起与动机：“岁七月，以长者命赴试金陵，非始愿也。顾念文明之光辉，未普照于内地，乃者过江如鲫，萃金陵者不下二万人。之人也，又不啻各为其地之代表者，自应于是加审考而播文明之种子。”因此，“爰偕同志，选有用之书如干种，担筐挈箧，贳椽彼都，且以贸书，且以为交通文化之机关。”⑨而光绪二十九年徐锡麟则在应癸卯浙江乡试期间，在杭州青云街临时开设维新书店售卖新书。据其学生张之桢口述：“癸卯八月，伯师来杭州乡试，那时我已入浙江大学堂肄业，一同应试。伯师在附近的青云街临时开设维新书店，供应考生购买。乡试每年八月初八日开始，至十六日结束，书店也同时前后相应开歇。”⑩就在此前的1903年2月，徐锡麟曾在绍兴城中开设特别书局，“专售宣传反满革命思想的新书”(11)。至于其售书兼应试的原因，据其弟子韩澄夫回忆，一则“志在宣传文化，启迪民智，传播革命种子”，一则“藉此为进身之阶，俾得接近清廷，以实行其抱负”(12)。夏颂莱与徐锡麟两例再次表明，此一时期的应试士子应试身份趋于多重，应试目的亦趋于多样，换句话说，“士子”以及“应试”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伴随着近代政治与文化变革亦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歧变与消解，而这也同时昭示科举的废除即使从其异己的参与者角度来看也只是一个或迟或速的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