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困境  

——兼论作为解决策略的关怀伦理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环非(1976- ),男,江苏沭阳人,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科学哲学、当代西方认识论,应用哲学等;施月红,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新视角中的生态观念,对传统西方哲学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合体,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自身亦存在一些不妥乃至悖论,在发展中面临着各式理论和实践困境,这些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力图解决和克服的。关怀伦理作为女性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关怀、关系、情境和同情,显示出对生态女性主义批判和困境的可能解决的巨大张力。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5)04-0050-05

      伴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提高和满足,可是,生态危机和道德冷漠乃至道德沦丧在社会生活中却日益凸显。一直以来,人类从未间断试图超越自然、超越他人,认为超越就意味着突破限制,获得自由以至于可以根据人类自身的意志控制和支配一切。然而,时至今日,即便物质文明得以高度发展,人类仍没有实现其所预想的完全自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令危机一步步加深甚至发展至让人恐惧的地步。面对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人们从各方面进行反思并深入探究造成如此境况的根源性缘由,以试图弥补和改善这些矛盾性问题。对此,作为女性主义自然观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指出,自始至终人类所奉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具有男性色彩,是在“父权制”背景下推行的,女性和自然一样都处于缺席的角色,压迫自然和压迫女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而,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和妇女解放问题就必须摆脱传统等级制的关系结构,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和谐关系。

      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形态,生态女性主义在极具生机性的同时自身也遭遇理论和实践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传统伦理趋向于强调个体分离,并根据普遍原则进行行为选择,使得其面对这样的困境显得无能为力。相反,作为一种新兴的伦理学,关怀伦理强调关系性、关怀性等,显示出引导生态女性主义走出困境、解决其面临问题的极大张力。

      一、生态女性主义及其理论批判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缘起与分类

      “生态女性主义”由法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德·埃奥博尼(Francoise d' Eaubonne)1974年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指向对女性和自然压迫之间的联系,试图号召女性领导一场生态运动,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建立一种新型关系。[1]自此,生态女性主义迅速延伸并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沃伦(Karen Warren)、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普朗伍德(Val Plumwood)、席瓦(Vandana Shiva)等理论家。

      根据女性与自然应如何联系这一划分标准,生态女性主义划分出众多分支,如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尽管各分支间见解存在差异,但彼此都认同:女性与自然的关联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父权思想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是导致男性对女性歧视和压迫以及人类歧视和压迫自然的根源,性别歧视与自然歧视之间以及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之间有着社会逻辑的、历史的联结和不可分割性,生态危机的解决与妇女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2]在这一共同思想的指导下,生态女性主义将矛头指向父权制和二元思维,对传统主流哲学及其中的重要概念展开批判,诸如理性、自我、客观性等。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批判和颠覆,而是在此基础上借鉴实践性较强的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能动地进行自身理论建构,以确立新型和谐关系。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在分析压迫自然和压迫女性之根源的过程中,将批判矛头指向父权制的概念结构和二元论思维方式,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自身理论。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中,妇女不再被简单归于自然,男人和女人都是自然和文化的一部分,男女两性都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可以携手一起打破文化的二元论建制。

      第一,对父权制概念结构的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之间存在某种概念结构上的关系,即都源于父权制影响。沃伦就曾指出,父权制下对自然和女性压迫的关键就在于概念结构。这种压迫性的概念结构包含三个特征:其一,价值等级思维,即认为等级结构的上层具有比下层更高的价值;其二,价值二元对立,即将事物分为相互排斥对立的两部分,且赋予一方比另一方更高的价值;其三,统治逻辑,即价值较高者对较低者进行统治的合理性论证。在这三者中,概念结构的关键问题在于统治逻辑,而非前二者。因为统治逻辑从伦理的角度上论证了压迫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就赋予了人类对自然和男性对女性进行统治压迫的合理性。由此可见,统治逻辑这一特征不仅是一种逻辑结构,也涉及到重要的价值体系,因为它需要一种伦理前提来准许价值低的东西服从价值高的东西。而这通常的典型做法就是宣称统治的一方(如男性)具有被统治一方(如女性)所不具有的某种特性(如理性)。[3]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逻辑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伦理观念是需要在当前生态和社会环境下进行重新审视和讨论的,而这也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要解决的。

      第二,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批判。

      二元论指以主—从地位组织两类概念(比如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地位),并将它们建构为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其中蕴含着等级制逻辑结构,二元论正是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的重点。这种二元论不只是简单的二分、差异或者非一致性,也不是一般的等级关系,而是对差异的异化形式,具有极端排斥和分离的特征。在二元论中,得到更高评价的一方如男性和人类被认为是疏离于低层的另一方如女性和自然,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和规律;同时,这两者被认为不具有任何类似的属性,从而不可能出现任何重叠、相似性或延续性,每一方的本质都是通过对对方属性的排斥而建构起来,占统治地位的一方被认为是主要的,而从属的一方则需要通过与主导一方的相对关系得到定义。[4]17这也就是女性、自然成为他者,成为二元中低级一端,被排斥和被压迫一方的理论根源所在。主宰的一方利用或借助于被主宰方或从属方达成自身目的,却通过将其背景化来否定对其的依赖,以保证自身的主宰地位。由此,女性和自然就沦落为前台统治力量的手段和工具,自身的独立性和目的性被忽略,成为仅能通过为前台统治者服务才能得到确定的他者。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