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5)04-0051-07 在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展史上，宋代的士大夫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使华夏民族数千年伦理文化达致“造极”境地，而且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导民于善”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开启了士大夫内圣外王并重的人生价值追求。王国维曾经有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汉唐、元明之所以不能与天水一朝在“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媲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唐、元明没有宋代那样的士大夫及其伦理精神。宋代的士大夫所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砥砺并催逼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一、“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 宋代道德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士大夫精神和伦理道德主体性的彰显。有宋一代，士大夫道德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试图通过自己的道德价值追求和行为实践去影响社会的道德风气，建构理想化的政治伦理秩序，开出立于内圣基础上的外王事业。宋不同于魏晋隋唐之处，在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都有一种强烈的拨乱反正情节，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匡正世风、变革政治的道德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推崇“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胸襟，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试图用自己的天下情怀、天下眼光改造政治、转换风气，建设合乎理性、适乎长远的政治伦理秩序，成为有宋一代诸多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宋代士大夫对于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强调，产生于对唐末五代世衰道降、道德生活乱象丛生教训的总结之中。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不仅使武夫专横跋扈，拥兵割据，而且也使思想文化失序，伦理道德颓落，价值理想迷失，“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2]宋朝建立后的几代君主都十分注重总结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道德沦丧的教训，不仅确立了重文抑武的立国方略，而且在儒、道、佛诸家的比较中选择以儒治国的路径，渴望能够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和伦理文明。宋太祖赵匡胤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3]，进而推崇儒家宣传的伦理道德，力图通过弘扬儒家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建构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以“文德致治”治国方略的确定以及“不杀言官”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内圣及德能作用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使得“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孕育于宋初大胆启用文吏以及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机制，然而其真正形成则肇始于一代名臣范仲淹。如果说宋初的治政方略和人才选拔机制从外在方面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条件，那么范仲淹在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实践中所确立的理想志愿则为这种精神的产生提供了主体的支撑和内因的确证。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4]。欧阳修评论他“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5]，在朝廷处理政务总是能够“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丝毫不考虑个人名利与安危。朱熹也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起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6]此处正式说到范仲淹自少年时代起就树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价值目标和情怀，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后来被仁宗委以重任，便做出了许多事业，诸如新政、边关等。即使遭到朝廷的冷遇，范仲淹也不以个人荣辱为怀，时刻不忘国家大事，表现出心忧天下、志济苍生的高尚的仁者情怀。庆历五年，范仲淹同榜进士和好友、巴陵郡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邀请范仲淹为其作记，范仲淹欣然应允，写出了一篇可以代表宋代士大夫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岳阳楼记》中所表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4](169)的天下情怀与献身精神，陶铸并激励、感染了一代士风。这种以利国利民为己任、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崇高道德精神，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思想和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继承发展，开启了宋代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和道德价值追求。 欧阳修对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欣赏有加，而且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这种精神添加了新的养料。他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指出：“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5](1038)相州昼锦堂系韩琦任相州知州时所建，韩琦以“昼锦”作为堂名，是为了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陷入那种衣锦还乡、以富贵自耀的浅薄之中。欧阳修在此处指明韩琦的志向不是那种衣锦还乡和对富贵的追求，而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实质上是欧阳修所崇尚的人生价值和伦理精神，彰显了立德立功的伦理价值，也为士大夫矗立起了一面精神的旗帜。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始终充满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庆历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被贬官外任，仍冒死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因“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辩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7]“自欧阳子出”的评价也许不一定准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确是公论。此外，与范仲淹、欧阳修同时的韩琦、富弼也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强化和推动着“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7]他们都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史载韩琦为相时，朝廷多故，他却尽心效忠，知无不为，有人为他的处境担忧，他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8]他的回答使听者为之心悦诚服并受到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