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夏间，严复先后在《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时评。这四篇时评层层递进，系统阐释了作者不同于时人的救亡逻辑和实践技艺，因而颇受学界关注。但是，已有研究多引用个别语句或分析其单篇文章，并没有将四篇时评作为一个思想整体来看待，更没有将其置于明清以来的思想史中予以讨论。①本文通过详细分析严氏文本，指出严复撰写四文的根本目的，在于探求真正的“不变之道”及其实践路径，而非单纯地批评某人或求富求强。严复对“不变之道”的重新阐释，不仅拓展了明清以来儒家学者的思考深度，而且呼应了近代西洋“自由”学说，在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②不过，由于未能摆脱传统思维框架，严复所提出的救亡路径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难以化解的困境。 甲午战后严复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四文，不是一般的时评文章。它是严复有感于士大夫学问与心术之非，对秦汉以来的儒家意识形态所进行的一次系统和彻底批判，同时阐释了自己对于“不变之道”的独特理解。若想准确把握这四篇时评的主旨，必须先了解当时严复批评的是哪些人，以及严复为何认为他们学问和心术皆“非”。 众所周知，严复进入北洋水师学堂之后，并没有找到得心应手的感觉。他一直对顶头上司李鸿章抱有颇多怨气，而且愈到后来怨气愈大。光绪二十年(1894年)阴历八月二十四日，甲午海战期间，严复在致陈宝琛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李鸿章的不满： 合肥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壻)张蒉斋□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乎，岂不过哉!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灿然之不足恃也。③ 不过，大敌当前，严复并非仅仅对李鸿章等主和派不满。10余天后，他在致友人信中又批评了主战的清流士大夫：“而内里建言诸公，所议论最可笑者，其弹劾北洋，类毛举风听，无一语中其要害。”④甲午海战期间，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士大夫猛烈抨击李鸿章等人，指责其备战不利、临战无方，因此，这里的“内里建言诸公”应该即指翁同龢等人。 相对而言，严复对清流士大夫的意见更大。阴历九月初五日，严复致信陈宝琛，指出李鸿章应负的失利责任后，迅即转而斥责清流士大夫： 本日于友人处得见九月初七日科道诸公弹劾合肥一折，闻系张季直、文芸阁二人笔墨，其欲得合肥甘心，可谓不遗余力。大致谓倭寇不足为中国患，事势危殆，皆合肥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若□□而用湘楚诸人，则倭患计日可弥。呜呼，谈何容易耶？十月以来，淮人用事者渐渐剪落，闻俟刘岘庄到直，则合肥以原品休致去矣。若凭事实而言，则朝廷如此处置合肥，理不为过。但言者所论，则不足以服其心。⑤ 在此，严复已经明确点名批评张謇、文廷式等清流士大夫，而且认为他们的观点并不比李鸿章合理。 接下来，严复矛头直指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清流代表： 京师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而上则纷滑颠倒，愈觉莫□□□，事急则驱徒手袒裼以斗于每分钟发四百弹之机器炮下，呜乎，尚有幸耶!⑥ 次日，致儿子信中再度批评翁氏等人： 翁同龢及文廷式、张謇这一班名士痛参合肥，闻上有意易帅，然刘岘庄断不能了此事也。大家不知当年打长毛、捻匪诸公系以贼法子平贼，无论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 严复进而认为，“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⑦在这封信里，严复通篇指责翁同龢等盲目无知，甚至斥其学问和心术皆坏，可见，他对于清流士大夫的怨气，远超对李鸿章的不满。 据此便可推知，严复在《原强》中没有明确点名的批评，实际上针对的即翁同龢、张謇等人： 至所谓天子顾问献替之臣，则于时事时势国家所视以为存亡安危者，皆茫然无异瞽人之捕风。……有所弹劾，则道听涂说，矫诬气矜。⑧ “天子顾问”应指帝师翁同龢，“献替之臣”意指臧否时事的言官，两者合起来恰构成清流派士大夫的主要来源。再联系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等人对李鸿章的弹劾，可确定严复在此批评的是清流派士大夫无疑。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严复看来，翁氏等士大夫的学问和心术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以致严复如此不屑，连续发文批驳？答案就隐含在四篇时评之中。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严厉批评了士大夫的自大和自欺：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存彼我之见者，弗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识之士，欲一国晓然于彼此之情实，其议论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浅人怙私，常詈其誉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