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3月与汇丰、德华两家银行订立的英德续借款，是甲午战后清政府为一举偿清对日赔款而举借的第三次巨额外债。与1895年俄法借款及1896年英德借款相比，这次借款名曰“商款”，却附带着苛刻的政治条件，使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盘剥，激起朝野强烈的反响，最终引发戊戌年春季的朝局动荡。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英德续借款的研究，主要是从列强侵华史的角度切入，侧重于英、俄等国争揽借款权的激烈斗争，以及列强对清廷的高压态势等问题①；直到80年代末，才逐步恢复到财政史层面的研究，从海关与外债、赫德与近代外交等不同角度，都有新的推进。②当然，研究中对清廷内部决策层的分歧及其对借款结果的影响也有涉及，只是未能深入展开；尤其是此次借款活动的核心人物——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号樵野)，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③，这正是本文所要考察的主题。 一、张荫桓、李鸿章争夺借款权的较量 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巨，不仅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巨额赔偿更使清政府财政濒于崩溃边缘。而三国干涉还辽以及俄、法、德、英等国借机勒索，最终演化为争夺借款权、租借港湾为目标的瓜分狂潮。概言之，从甲午到戊戌，清政府始终处于无以自拔的外交梦魇中，英德续借款谈判既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也是在这种氛围中结束的。 根据《马关条约》，中国赔偿日本的2万万两库平银，须分作8次交完，其中第一次5000万两应在条约批准互换后6个月内交清；第二次5000万，应在条约批准互换后12个月内交清；所剩赔款1万万两平分6次，递年交纳，其年份均以条约批准互换之日算起。除第一次外，其余未偿之款“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在赔款偿清前，日本军队暂驻威海卫，每年驻军费50万两亦由清政府承担。同时，双方又约定：如果清政府在换约三周年之前能够全部偿清赔款，日本除将已付两年半利息，于应付本银扣付还外，余仍全数免息。④按照这一协议，中方如果能在1898年5月8日前偿清赔款，总计可省息银1000多万两，及驻威海卫的军费150万两。这对财政极度紧张的清政府来说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为了筹还赔款，1895年5月9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户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孙毓汶、步军统领荣禄、吏部左侍郎徐用仪、户部右侍郎长麟和张荫桓等8人共同负责“办理借款事宜”。⑤事实上，由于孙毓汶于同年7月开缺，长麟于同年10月因故革职，恭王、庆王地位尊崇，荣禄对此类棘手之事并不热心，借款之事基本成为翁、张、徐(后来转任户部右侍郎)三位户部堂官的专责。尤其是张荫桓，果敢机敏，以通晓外事知名，在借款问题上尤有发言权。翁氏曾对张坦言：“借款是今日一大事，若以付鄙人，何异冥行索途也。”⑥自谦之余，更多反映出对张的倚重。后来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都是在张荫桓主导下完成的。1896年3月7日，张氏在写给孙毓汶的信中说：“今日始与两赤订定借款，轩辕若无机器，便可从此息事，已与言明廿八日(3月11日)立合同矣。宽收九四，较俄款每百溢八钱七分五厘，只周息多一厘耳。始念实不及此，群魔作祟仍未已。鄙意偿款期迫，及今不定，后患不可思，拟毅然任之，即为众矢之的亦不计也。”⑦数日后，英德借款果然如期订立。可见当时列强争夺的激烈情形和张荫桓在借款问题上的果敢和执着。不过，到1897年初清政府酝酿筹借第三次外债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李鸿章介入了进来。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清廷外交决策20多年，影响至为重要。《马关条约》签订后，李被开去直隶总督，到京“入阁办事”，因不管部务，几等于投闲置散。虽奉旨与日本交涉还辽事宜及谈判《中日商约》，且以总署为“公所”，充其量不过是处理战争遗留问题。直到1896年10月，在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回国后，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处境才算有了改观。李鸿章雄心勃勃，急欲恢复昔日在外交上的影响力，这不免与长期主持总理衙门日常事务、掌握实权的张荫桓发生冲突。张、李之间的分歧时隐时现，以往的师生情谊也出现裂痕。⑧ 1897年3月，张氏奉命作为清政府特使，前往英国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典活动，清廷决定新一轮举借外债之事由李鸿章负责办理。3月16日，翁、张等户部堂官召集司员会议，翁同龢深知责任重大，表明：“借款系国家事，还款乃户部事，吾与诸君力任其难矣。”会议决定再借1万万两，请李鸿章“向英、德两使议之”。⑨26日，张荫桓离京，他的离去使李鸿章暂时获得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大好机会。正如赫德所言，“李鸿章非常勤奋，正在充分利用在总理衙门的‘时机’”。⑩对借款之事，更是“急于把它办成”。(11)6月1日光绪帝谕令“添派李鸿章办理借款事宜”(12)，李氏具有了与张荫桓同样负责借款的办事资格。 但是，李鸿章主持的借款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由于前两次大借款已将海关税收抵押殆尽，加之债券在欧洲市场上行情时有波动，欧洲金融界对新的借款均持谨慎态度。一些外国银行纷纷兜揽借款，旋因财力不足，相继落空。最终谈判仍在清政府与老对手汇丰银行之间展开。汇丰银行自成立之日起，就是清政府举借外债的合作者。(13)6月中旬，李鸿章指示其亲信、驻英公使罗丰禄开始在伦敦与汇丰银行接洽。屡经磋商，双方议定中方向汇丰借款1600万英镑约合1亿两，四厘半息，八五五扣，五十一年还清，先十年付利，自第十一年起按年除本还利。但是，汇丰执意要求以江南部分地区的盐课作保，并由总署督新关征收为条件。“总署督新关征收”实际上是要总税务司赫德介入盐课征收，翁同龢不允。李鸿章也认为，此乃“扰乱国家定章，信税司过于户部，碍难准行”。(14)屡经磋磨，汇丰仍坚持税司干预盐课、厘金以作保；李鸿章只同意税司就近向盐运、厘局查催，“干预字样”流弊甚大，不可允准。(15)双方各不相让，谈判陷入停顿。翁同龢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写道：“与李相往来书信商借款，借款将成未成，令人烦郁，此事一发千钧，局外人不知也。”(16)8月初，经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介绍，英国的呼利—詹悟生公司(Hooley-Jameson Syndicate)的代表加尔·福禄寿(Frosell)表示，可借款1600万镑，周息五厘，九五扣，各费在内，以海关未抵之税及盐课厘金作抵押，五十一年还清。对此，盛宣怀解释说，“五厘、九五扣较四厘半、八五五扣稍便宜，镑价正贵，多收现款为宜”，建议户部重视该借款。(17)在翁同龢支持下，李鸿章立即指示盛宣怀在上海与福禄寿接洽，并接受盛的建议，由刚刚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手收付。(18)此刻，盛宣怀几乎得到翁、李两位廷臣的一致支持。
